薄熙来策划了对我的四次暗杀?

07-02-2013 01: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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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我想把它彻底忘记,但实在做不到,往事像一团乱麻,时常缠绕着我的心,其中的谜团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是谁策划了四起对我的暗杀,并操控了具体的实施?所幸一次也没有成功,其中最严重的一起,也最富有戏剧性,如果那天我上了小Z驾驶的那辆车,而恰好又变更了路线,会怎麽样呢?是不是读者就永远看不到我揭露官场腐败的文章了,而许多故事永远以谎言存在,薄熙来等人的真面目就会被进一步掩饰,美化!总之,我用最简捷的办法,测量过去留下的生活足迹,谁是整死我的受益者?他也许就是幕后真正的黑手?我承认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记忆里的生活细节,却如山泉一样以文字方式流出,然而,人们读到的却是命运的苦涩和悲愤。
 

摩托车贴近鼻尖飞过

2006年1月3日,我走出牢笼,但迎接我的是更大的监狱,与以前5年零一个月不同的是,过去,我可以全部身心充满警惕地面对它人对我的暗算和折磨,一次次躲过或化解危机,而且,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不论后台多硬,他的前台表演者和施暴者,必在电网与围墙之内,故此,我目光所及,一览无余,不论他们多麽阴险狡猾,都无处藏身。而如今不同,我不仅要找工作,要赚钱养活自已,难免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生活的高山峡谷,原野河流,一下子回到了我的面前,各种声色犬马等诱惑不绝如缕,我不能确定接近我的人是朋友还是敌人,我随时会堕入陷阱。果然,我遇到了第一次惊险的事故。

2006年3月2日上午,大约11点钟,我乘坐一辆由站前驶往马栏子的大巴,它路过大连市政府北门的站点,我的寓所与其不过一步之遥,每天出行大都是这样,与普通市民无异,确曾有过被特务跟踪的时候,但这一天很清静,没有尾巴,也没有人认出我来,我被关押了5年多,已被这个590万人口的城市遗忘,忘得我有时会找不到出行的路线,但这一次我没有搞错,我听到了服务员报站的声音,很甜美,很清晰:市政府车站到了!我从坐席上站起身感到头晕,狱中患上的疾病像一个藏在暗处的野兽,随时会跳出来吃我,故意镇作一下精神,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边朝车门走去,一面跌跌撞撞,一个年轻人禁不住扶了我一把,我笑了,我知道自已老了,到了需有它人照顾的时候了!我以这样困窘的刑满释放的方式,步入人生的晚年,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在我沉思默想的刹那间,汽车停下了,除了我,没有人下车,我迈步走下汽车踏板,也没有左右巡视,5年多的监禁夺走了我的眼神,我只会一个劲机械地前行,前面是民生银行所在的越秀大厦,如同每个人一样,当汽车停在马路边时,按照交通规则,绝对不会想到有任何车辆,会从下车的乘客面前出现,但中国的悲哀是,官方规定的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恰恰是各级官员,我没有想到,当我的一只脚已经悬空,另一只脚也即将跟随而至之际,忽然间,一阵轰鸣,由东向西飞快地驶来一辆摩托车,它不仅进入了下车必经的人行道,而且,它的后座席上,还载着几根铁棍,好在,我的身体已经前倾悬空,但右手和汽车的扶手正处于若即若离之间,也就是说,再有一两秒钟,风驰电掣的摩托车就会把我撞个正着,还是那个扶我的年轻人大喊一声:“危险!”我本能地缩回了身子,右手凝聚了握力,出了一身冷汗,只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家伙骑着摩托车飞驶而去,他载的物品几乎贴着我的鼻尖掠过,我眼冒金花,头晕目眩,连他的车牌都没有看到,只听那个年轻人狠狠地骂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话,又愤愤不平地说,他怎麽能这样开车啊!差一点就把这老头撞死了。

是的,我成了一个倒霉的老头,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秃顶老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用目光感谢那个提醒我的年轻人,又一次走下了汽车,并在方砖步道上踽踽而行,我知道以后被软禁的时光会很长,会更难过,我或许等不及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我放声大喊:杀人啦

此后,我增加了警惕性,孤身一人,不得不深居简出,但我必须去菜市场,我在监狱关了5年多,很少见过绿色蔬菜和新鲜鱼肉,我得补充营养,故我一般在晚间七八点钟乘车去大连商场购物,那时打折减价的东西比较多,而回家时大约在九点左右,为了安全,我不带手机,免得像上次那样,被暗害我的人“卫星定位”捕捉到,但2006年下半年还是又逃脱了一次暗算。

在我家楼前有一块花坛绿地,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既使是在冬天,里面的冬青树也长势较旺,只不过地下布满枯枝败叶而已。我住在六楼,从我家厨房的玻璃窗能看到附近几栋大楼,其中最近的一栋是在对面,也是七层建筑,底层西头一个单元,挂着“大连市西岗区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的牌子,但邻居们告诉我:那是为监视你准备的。大连国安局进进出出的特务们,已经与我混熟了,他们深知除了读书写作,我没有多大本事,也不敢再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故在跟踪盯梢了我几个月之后,就撤走了大部分的人马,只留下一两个人值班。既使到了晚间,也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但这一天有些诡异,那个监视我的房间外门早早地上了锁,而且熄了灯火,一切被一片少有的寂静和黑暗所笼罩。我拎着一大包东西走下出租车时,大概九点多钟,在停车场与我的寓所间有百米的距离,其中就有那片花坛绿地和方砖步道,虽然路程并不远,但要沿着楼角拐两个弯,每个弯在夜间都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此处,1999年某一天曾发生一起恶性事件。一个带着女儿外出洗浴的中年妇女,被两个四川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抢走了她的手提包,其中一个歹徒用另一把匕首刺穿了妇女右手的虎口。。。。。。待她喊来邻居,大连110警车赶到,匪徒早已逃之夭夭,最具讽刺味道的是,大连市公安局长王某就住在这个中年妇女的楼上,至今既没也没做报道,也没有破案。。。。。。不知道为何,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起这件往事,我想抚去心中这块阴影,但却无济于事,仿佛第六感官提醒我,今晚必有突发事件出现。

果然,当我接近福德街寓所之时,猛地从冬青树和草丛里跳出两个人,中等身材,其中一个圆脸,有很浓的胡须,另一个大约30多岁,细长的脖子,像烤鸭一样难看,他们先是站起身来看我,只移动了一步,我想,他们可能是对我识别,然后采取行动,这时,我已经到达楼房前的步道,在左手还有一条通往东面“九三社区”的小道,但由此到达楼外的大道,还有200米的距离,我感到情况不妙,正在犹豫,要不要掏出钥匙,打开一楼邻居们共用的铁制“盼盼牌”防盗门,如果打开了,我就没了退路,除非我能在几秒钟内跑上楼梯,并确定能关闭铁门,但那门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成了老牛破车,关开都很费力,我一边踌躇再三,一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其中的一个较瘦的人,开始从右侧跟上我,后边的还没动,正在东张西望,我明白了他们的把戏,如果我打开楼门,我就死定了,因为从一楼到六楼,我很容易遭到后来人的利器攻击,胆小怕事,互不往来的邻居,谁也不敢在夜间给陌生人开门,我立即头皮发麻,不论是故意暗算我的人,还是如同上述偶然出现的匪徒,我都无力反抗,忽然,右边的人移动了脚步,已与我只有三步之距,他的两只手却始终在裤袋里。我在监狱里和许多抢劫犯聊过天,他们谈过这个习惯动作的用意,通常这是在准备武器:手枪或匕首,至少是工具刀。猛地,我大喊一声“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一边朝左手的小道飞跑,一路上丢掉了物品,引来了几个围观者,等大家赶回我家寓所门前时四望,已是人去楼空。。。。。。很快,次日,邻居们传开了:被薄熙来抓了又放了的那个记者傻了,本来没人跟踪抢劫他,他却大声地又喊又叫,说有人要杀他,这说明监狱太可怕了!把一个聪明的读书人关了五年,关成了傻子!
 

我要撞死日本鬼子

如果说,上述两次暗算还具有某种偶然性,那麽,2007年2月21日对我的又一次攻击,则是苦心经营的,但它的失策却具有必然性。

此前,为了生存,我在位于大连天津街的古玩城租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摊位,卖我的狂草书法作品,生意还算不错,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的首席记者加藤隆则,在2月13日,通过当地工商局找到我,他电话说,要约我采访,我当然同意,他原定在2月20日从上海先飞北京,再转飞大连,与我初次见面,这也是我出狱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我想,日本的国民喜欢中国书法,如果加藤隆则先生能为我宣传一下,或许我会经济上有些收益,我的即定目标是沉默后争取出国,出国后再大声讲话,眼下我只琢磨生存的事,尽管如此,特务们依然执行了他们的暗杀计划。

说来也巧,加藤隆则乘坐的飞机按航班信息,应当在2月20日,即大年初三午后飞抵大连,但因为天有浓雾,临时在空中改变方向,备降到了青岛,何时重新起飞,时间一时难定。他怕我急,给我发了短信说明情况,我是这样复他的:“道不虚行,有缘必应,切毋焦急,自然天成”,虽然,加藤隆则没说要我去机场接他,但正巧我的一位新闻界的朋友的妹妹小Z,有一辆崭新的银灰色的面包车,她答应届时帮忙,这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商定了行程,并通报了加藤隆则的班机变更情况。

那天,小Z打电话说,她在大连商场购物,过一会儿路过市政府,离我家比较近,给我送些年货来,还说,她妈妈认为我一个人过年,实在太孤单可怜,想接我去她家吃饭,我客气推辞了一番,但随后她就开车过来了,大约在我处停留了十几分钟,我婉拒了她的热情邀请,却收下了她的礼物,我想,可能她儿子考大学前,曾请我辅导过几次作文课吧,她过意不去!我不去她家的理由非常简单:我正在写回忆录,的确时间紧,她说:没关系,我一定出车帮你去接日本记者!那就随叫随到,保持联系吧。

然后,她就开车走了。但不料十几分钟之后,我忽然接到她焦急求助的电话,她说,姜老师,糟了,我的车被撞了。我很快赶到了肇事地点,大连沙河口区五一广场立交桥上,它离我家不太远,我搭的士七分钟就赶到了。所以,我看到了还没有出现警察的现场:小Z的车正常行驶在道的右侧,被忽然从后面冲上来的一辆车碰伤,原本这辆车从离开我家,就跟上了她,并咬住不放,幸亏她是一个熟练的司机,紧急避险时,她向路的右侧打方向盘,汽车往护栏奔去,那辆疯狂的轿车刮伤了小Z的车后,却失控了,跑到了南北行的反道上,以巨大的惯性和冲力,与迎面的一辆崭新的黑色皇冠牌房车相撞,我看到了发动机扭曲的那辆车,还在冒着青烟,故意袭击小Z的那辆车前窗玻璃粉碎了,车盖也凹了,但驾驶员却在车里昏睡,我打开车门惊呆了:首先,一股呛人的酒气扑鼻而来,后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小战士,把头趴在方向盘上似醒非醒,脸上没有任何伤口,而惊怕之余,我的朋友有点歇斯底里,她说:别管他,叫他睡!睡!我却没有仇恨,我想,不论如何,救人要紧啊!我摸了摸司机的头,很热很红,我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确定他没有大的问题,我用力摇醒了他:喂!喂!哥们!你身上有没有受伤!我可以扶你出来吗?他点点头,于是,我把他慢慢地拖了出来,他没有喊痛,身上也没有血迹。。。。。。这时,被撞得那辆车的车主{一对年轻的情侣}走了过来,大连西岗区交警大队的民警也赶来了。凑巧的是,那辆被小战士撞得报废了的汽车的主人,竟是大连电视台“法制天地”某记者,他刚买了一辆新车,花了二十几万,太不走运了,但万幸的是,他本人,连同他的女友和未来的岳母,都没有受重伤,而小Z的汽车左侧,只是被划了几道外伤,并无大的问题,这就是说,我做过记者,被撞的车主是记者,小Z也是新闻界的人,这起车祸真是绝了!而且,它还与大名鼎鼎的“法制天地”节目有关。仿佛要搞一次新闻发布会,人们会问: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吗?我想,试看背后策划的人如何收场吧。
 

当即,小Z还叫来了他的另一个神通广大的同事,他是大连《半岛晨报》的一个分管发行业务的工作人员,我们几个人一齐聚集到了西岗区交警大队,这是大年初四的晚上,零星的鞭炮声还在炸响,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特务们过年也播弄是非,忠于职守!最初,被抬进来的小战士还在昏昏沉睡,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完全醒来,他不停地说梦话:“撞死这个日本鬼子”。其它不知所云,我则明白了:有人用酒灌醉了小战士,可能是这样告诉他的,前面车里坐的是日本鬼子,或与鬼子勾结的卖国贼,他们都是特务,间谍,叛徒,是来大连搜集和出卖情报的,如果撞死他们,你就是爱国者!如果你死了,你就是为国捐躯,名垂千古!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经过西岗区交警大队调查,小战士组织关系归大连第四军人干休所,他是所长的专职司机,但奇怪的是,他驾驶的车辆,却是大连金州陆军学院的,尽管非常明显,酒后驾驶,战士及其所在单位要负全责,包括小Z和“法制天地”记者的车损在内,都应当由其包赔损失,{他们当时均没有买保险},但大连警方先是态度暧昧,一再拖延裁决,后来索性声称情况复杂,下了一纸裁决了事,请当事者自行到法院起诉,而法院又没有受理,虽然,这位“法治天地”的记者深感委屈,想予以曝光,但上面有令:不能批评部队!小Z更是无计可施,连修车的几百元钱也无处找小战士支付,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据说,这位“治制天地”记者的父亲也是一位部队的首长,曾出面进京疏通,但此案一直没有结果。只有我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之水有多深!

另据证实,小战士姓李,是安徽人,大概20多岁,他年轻幼稚,被人利用了!具体利用他的黑手是谁?至今不详,但显然他是针对我的,小Z开玩笑地说,该死的是你啊!监狱里不死,在外面也不死,把他们气死了!我想,这些人担心我把狱中实情告诉加藤隆则,以致公之于众,就对我采取了如此阴险卑鄙的手段。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我终于倒在了地上

我并非每一次都是如此幸运,最后一次对我的暗杀,是发生在四天之后,即2月25日午后,那天他们算是成功了一半,此前几个月,我频繁地在深圳,广州,珠海,番禺等几个城市旅行,香港某媒体的朋友W把他太太介绍给我,他以前对我很了解,知道我在媒体的广告经营方面经验丰富,他太太在某媒体做广告主管,王记者答应给我优惠政策,我想,在广州办个业务代表处,专为海外媒体拉广告,是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而广州清远市华硕鞋业的张老板Z答应给我提供免费的办公室,我很高兴,有点头脑昏昏然,也就放松了警惕,于是,就发生了一次令人发指的谋杀事件。

那天是周末,我到哥哥的办公室去看他,大概和他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忘了取下手机的电池,可能信号暴露了我准确的所在位置,大约是午后四点左右,我与哥哥道别,走出了他的办公楼。

哥哥在一家位于大连甘井子区的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他所在的楼宇离南关岭汽车站很近,我步行了十分钟即到达,但我没有马上乘车,我忽然想起了南关岭监狱的一个管教,他当年对我很好,记得他说过他家就是对面这栋楼,我想去看看他,于是,我改变了行程,这可能给了阴谋家以准备的充足空间,我又离开了车站,找到了那栋黄色大楼,但恰好那个人不在家,我很失望,就一边忆旧,一边慢慢地朝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有点精神恍惚。

那是一个大连市近郊的丁字路口,车辆和行人比较少,故公安局没有安装路况监控镜头,我急于赶车,又疏忽大意,竟图一时捷径而斜传马路,显然,我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我很少这样做,就是这一麻痹大意,给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使我险些丧失了性命。

我走到马路中间时,正在向汽车一路车站望去,忽然,一辆越野基普车从我身后猛地冲来,幸亏我本能反应十分敏捷,往右侧倒去,它的右视镜很大,狠狠地刮在我的左肩胛骨上,我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重重地,“咕咚”一声,右肩和胳膊受了轻伤,我生气地跳起来,朝那辆汽车奔去,我以前的火爆脾气如山林草丛燃烧起来,不能止住,但非常诧异的是,那辆车没有逃离现场,车门也没有打开,里面的人在做什麽,因为有玻璃纸的遮挡,我什麽也看不见,我只看到它静静地停在马路边。

我气冲冲地走过去,用力地拉开了这辆银灰色的车门,并站在车的右边,我看到了两个身穿皮夹克的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坐在车的后座,他们都二十多岁,长着英俊的面孔和健壮的身材,从宽厚的肩膀和明亮的眼睛,以及冷静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训练有素,绝非等闲之辈!很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干着无耻的为专制统治者卖命的“下三滥”的勾当,我立即心中的怒火熄灭了,不仅仅是怕,还有难言的憎恶,像是看到了主子指使咬人的狗,一种怜悯和宽恕变成了水,此时,我心静如水,声音平和地说:你撞着了我呀!
 

那个司机装作不知道,扭过脑袋,故作震惊:是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但他布满粉刺的脸上,有一快肌肉在不停地抖动,如果我抓住他的衣领,叫他到医院验伤,他们会答应吧,那麽,我就必须上他们的车,接着将发生什麽事呢!显然,他们的背后有高山大河,有狭谷深渊,还有千军万马。他们的车牌会是假的,名字也会是假的,找到交警大队,事故经过也会变成假的,只有他们的心是货真价实的狼心!还有,如果把我送进了医院验伤,谁能保证他们的人不会在药品里下毒?我迟疑了几分钟,看到了后面那个人手里的电话机,机盖还没合上,是的,他们已经和总部联系上了。他们早早地为我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玩我于股掌之上,但唯一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淡淡地笑了笑,蔑视地看了他们一眼就转身离去了。

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远在多伦多的太太和朋友王建民,王记者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当中国特派员,他发表了简讯,但海外媒体没有一家转载,再后来是王记者从那里忽然离职了,我不方便问他原因,他也从未对我透露什麽,但我知道,张某某是《亚洲周刊》的老板,1999年之前,张某某的企业在大连就有两家,一个位于杨家村,叫“大连常荣合板有限公司”,一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叫“大马城”,他们的经理与我都是朋友,其中杨某当厂长时还发生一起杀人恶性事件,我曾去采访报道过,而翁某呢,2000年初与我在香港还会过面,有谁知道,张某某与薄熙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啊。
 

我有千手千眼佛保佑



薄熙来的本事如此之大,但为什麽把我关了五年零一个月,又软禁了我三年,单是在后期就苦心经营了四起谋杀事件,其中后两起有证据证明是薄熙来安插在大连国安局的特工所为!为何没有成功呢?我想借机回答感兴趣的人们。
 

原来,薄熙来在大连任职十几年,竟然不知道,与深圳大鹏湾同样高大的千手千眼佛,已在90年代初期,由我策划,从南国引进了大连,她就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大黑石村,以前该村地少石多,穷困潦倒,自从村支书曲忠实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由我引见了大连开发区大青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希庄,他们精诚合作,于1996年建成了东北第一尊铜制千手千眼佛,立于海边高山之上,从此,善男信女,远道而来,财源滚滚,百姓富足,但曲书记为了答谢我,曾以贡献巨大为理由,奖励我二分地皮,可盖一栋别墅,如果至今价值多达千万元,但被我婉拒,朗朗乾坤,天地可鉴!我无意于从贫苦而后来富裕的当地农民身上,谋取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千手千眼佛啊,背山面海,展示慈悲,普渡众生,功德无量,即是我等书生为救农民所为,她岂能不保佑我?薄熙来想害我,机关算尽,劳而无功,本人不仅冲出牢笼,而且一次次死里逃生,如今,又落脚于言论自由的加拿大国土,不停笔耕,读者如云,难道不是尊佛“千眼所及,千手所助”吗?中共高官薄熙来及其死党何等可笑可悲哉?!

2010年9月11日于多伦多
香港《前哨》杂志2010年10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