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的中共领导集体里，无疑地，汪洋与薄熙来是两个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代表人物，吴邦国等人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胡锦涛去广东劲推汪洋的“幸福广东”，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假如十八大还是太子党和共青团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那么，很多事关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决策还会处于胶着状态，一切都在原地踏步，迂回，徘徊，迷茫，但时间不等人，形势更逼人，选错了一个人，将耽搁一代人，因此，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的薄熙来和汪洋两人鹿死谁手，谁将出局，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几乎仔细阅读了媒体上有关薄和汪的全部评论，总体上看，薄熙来更精于做到了两点，一是严控重庆当地媒体对自己的不利报道，震慑和打压敢言媒体人士；二是全力组织和收买海内外媒体，形成了海外，国内中央级和地方级网络水军，大肆为自己造势；而汪洋呢，正好相反，竭尽全力解除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力，并宽容地鼓动老百姓“骂娘”，对“小悦悦事件”等公开表示同情和反思，也在为自己的大度和开明做宣传。

毫无疑问，面对老百姓对社会的不满，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薄熙来想把问题转移到对立派官员身上，自我塑造成毛泽东式的强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保住家族的私利；而汪洋呢，则试图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意任期内的浮华烟云，一时功过，他想通过限制官员权力的办法，唤醒社会的良知，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复杂的问题。

唯其如此，薄熙来管辖的范围内，被红色风云遮掩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警察治市的理念下，人们噤若寒蝉，道路以目，表面上看，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又是“万人泡温泉”，又是宋祖英，赵本山连袂出演；而汪洋呢，由于相对地善待老百姓和放宽媒体，就不时涌现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件，比如，“增城骚乱”，“潮州事件”，“小悦悦事件”，使以往多年积压的社会矛盾集中暴发，并被媒体推波助澜，似乎薄比汪更有管理社会的能力，但是，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有人据此指责他，实在是本末倒置，庸人之见。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由于薄熙来的人品与汪洋根本不同，又在年龄上处于劣势，特别是谷开来的贪腐又使薄处于不进则退，退了则死的困局，所以，汪洋所面对的局势十分危险，不仅仅是治国理念的不同，还有手段的不同，或言之，汪洋未必能战胜薄熙来，因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有证据表明，薄熙来及其党羽正在操控广东打工的重庆和四川人，不断地在汪洋的地盘上，给他制造麻烦。

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们不妨看看前不久发生的“增城事件”，“潮州事件”的涉案人的真实身份。国内媒体报道说，“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果断处置，目前事件已平息。公安机关已对多名严重刑事犯罪人员予以刑事拘留，6月15日经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现对如下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

黄业，男，19岁，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黎国豪，男，1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州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谭奇祥，男，45岁，四川省开江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李常兵，男，18岁，湖北省南漳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何大政，男，46岁，四川省开江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欧阳有人，男，52岁，湖南省桂阳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胡云亮，男，18岁，四川省达州市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何东升，男，22岁，重庆市梁平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欧林，男，19岁，四川省达州市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赵玖付，男，24岁，湖南省长宁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覃昌，男，28岁，四川省宣汉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李建明，男，20岁，江西省信丰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郭刚，男，20岁，四川省达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李小峰，男，24岁，重庆市潼南县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杨成波，男，18岁，四川省达州市人，涉嫌妨害公务罪；

张杰，男，18岁，重庆市铜梁县人，涉嫌寻衅滋事罪；

李忠煌，男，34岁，江西省赣州市人，涉嫌寻衅滋事罪；

林永发，男，18岁，广东省廉江市人，涉嫌寻衅滋事罪；

陆勇，男，1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这个由增城市公安局公布的20人名单中，多达3人是重庆人，而还有7个是四川人，实际上，这两个地区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在这次事件中，他们是主力军。

那么，“潮州事件”呢？现已查明，6月1日，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打工的熊某等人，到其所工作的华意陶瓷厂讨要拖欠工资，与工厂老板苏某发生争执，熊某被对方指使人员持刀砍伤，事发后，警方于6月5日已将苏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但6月6日晚，熊某约同乡200多人到潮安县古巷镇镇政府门口聚集要求严惩凶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3辆汽车被砸坏、1辆汽车被焚毁，公安机关将9名参与打砸烧人员带离。毫无疑问，这些人大都也是四川人和重庆人。

国内媒体似乎已查觉了广东政局的诡异，所以，报道说，6日晚8时许，潮州事件事态越来越严重，已上升到暴力冲突，聚集的大批“四川籍”人员开始上街，见过往的车辆就砸，殴打车内人员，随后又打砸沿街商铺，将路边停放的车辆推倒；并纵火焚烧了一辆商务车。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40多辆车被砸毁。由此可见，四川人和重庆人成了在广东省汪洋眼皮底下捣蛋的主力军，难道这是偶然和孤立的吗？

联想到不久前，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海外媒体一度鼓噪薄瓜瓜参与了声援签名，博讯网做了报道，不仅重庆冒出了一个嘲讽李刚的广告牌，而且，美国纽约还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有一个中国留学生高举着“欢迎薄熙来打黑”的招牌，和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的推手之一孔令犀站在一起。

已经足够了！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最想搞乱中国的人，不在海外在国内，不在基层在高层，那就是面对“习李接班体制”无可奈何，而有野心勃勃的薄熙来，他动员了海内外的关系，和党内外的力量，利用“唱红打黑”掠夺的民企资金，暗中收买和操控了一批死党，而死党又挑拨不明真相的四川人，重庆人，企图利用广东的群体性事件，海内外的“茉莉花革命”，搞掉汪洋，为自己上位服务。而一旦上位，他将残酷地镇压民主运动，拉历史的车轮倒退，搞“薄瓜瓜二世”的专制统治。

我这样讲不是望风捕影，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薄熙来是野心家，也是阴谋家，90年代初，他当副市长时，为了挤掉市长魏富海，就搞了一个农民进城闹事的“葡萄事件”。

他原本在金县工作四年，和石河镇的农民干部“石大胆”很熟，对当地葡萄经营的问题也很清楚，那时，还是基本上搞计划经济，种什么不种什么，上级有明确规定，年初政府承诺葡萄丰收全部收购，但秋天高产后，政府变卦，叫农民自卖，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在薄当书记时，已是家常便饭，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因为薄熙来和黑社会有密切联系，谁有意见，他就操控“虎豹”『黑老大邹显卫』去殴打恐吓，但这时情况不一样了，薄离开了金州，就背后鼓动农民到大连“维权”，把二十三辆装满葡萄的“大解放”开到市政府，堵住了魏富海上班的路。我们记者不知道这是阴谋，给新华社发了内参，田纪云批示训了魏富海，薄熙来又鼓动一批死党给中央写信，说魏富海不考虑农民利益，不如薄书记在金州领导的好，所以，很快他取代了魏富海，当上了大连市长。

温故知今，由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往往一个人品较好的官员，很难胜过一个没有做人底线的坏人，汪洋能包容“最牛钉子户”，薄熙来属下的官员却能把上访的残疾人轮椅都砸了；汪洋能改正“彭水诗案”，薄熙来却把方迪劳教一年；汪洋能让陈绍基到重庆法院异地审判，薄熙来却叫文强“特快专递死”；汪洋能解除新闻审查的禁令，薄熙来却叫《重庆时报》道歉；汪洋能帮助民企“腾笼换鸟”，薄熙来却明抢李俊四十亿的“大蛋糕”；汪洋讲理手软，薄熙来心毒厚黑；汪洋依法办事没钱，薄熙来打黑敛财，积聚了数百亿；汪洋没钱送礼买官，薄熙来的钱大大地有，光从彭治民，曾智强所谓“黑老大”身上，就一口啃了九十亿！几百亿拉关系，走后门，买选票，你说，“党内民主”有啥用？试问，谁能胜过谁？

我们知道，“增城事件”发生后，汪洋说，广东改革开放早、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得更多、更充分。总体而言，社会建设仍滞后于经济发展。可见，汪洋没有看透形势，也没看透薄熙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可能汪洋并不认同我的上述分析和推断，拼命抗争的四川人和重庆人更是被蒙在鼓里，被人家当枪使，就像上个世纪的魏富海，“石大胆”和新华社记者一样，悲哉！因为他们不了解薄熙来，不知道他有多么坏，实际上，薄熙来调动几个死党策划于密室，靠监听电话就能预知哪些人和哪些事可以利用，当民怨点燃时，他们再挤在人群中，煽动和鼓噪，立即火上浇油，事半功倍。

汪洋没这个手段，自然处于劣势。因此，去年，他亲自率领的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马，还前往重庆参加“广东·重庆经贸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媒体说，学习取经，沟通交流。两位书记一见面就笑容满面，双手紧握，久久不愿松开，谈得非常高兴，相当投契。

要我说，这都是骗人的假象，等薄熙来上位后，他顶掉了汪洋，夺取了更高的权利，就是常委里年纪最大，最有权谋的人，如果他管政法，就会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特务手段对付政敌，连习近平也档不住；他继续上位，会翻脸不认人，露出狰狞的面目，使出铁的手腕，把政敌整得比刘少奇还惨，把中国变成一个风声鹤唳的大监狱，到那时，他会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儿子开刀，拿文强留下的假口供玩死汪洋，再鼓动全国人民唱红歌，热烈拥戴他，成为第二个“伟大领袖”，而薄瓜瓜就成了“红三代”，汪洋等人必将成为阶下囚。

2011年11月6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