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提起“天天渔港”的老板张永祥，没有不知道的，他就是张家五兄弟里的“老二”；而在重庆，提起俊峰企业集团的老板李俊，李修武，也是家喻户晓的。李修武是李家的老大，是李俊的兄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曾被薄熙来枉法追诉的所谓“罪犯”。让我的笔，抚去时空的烟云，寻找两个案件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使号称“共同富裕”的政治骗子薄熙来的真实面目清晰起来，还张家和李家一个公道。
枉法追诉贯穿上个世纪
薄熙来在2000年左右，即为了争夺权力，也搞了一场大连的“打黑”运动，只不过那时媒体没有一点报道，其原因有两个，在中央虽然江泽民支持他，但胡锦涛力阻他，在地方，闻世震和于学祥也杯葛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那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和省长，他对自己“打黑”成功信心不足，现在，人们在重庆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公检法司和媒体都姓“薄”了，骗得老百姓一片欢呼。
但知道内幕的人则是目瞪口呆，上个世纪在大连预演失败的悲剧，在山城再次上台而隆重推出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听话的企业家是“黑社会”，对立派的官员是“保护伞”，而为了使薄熙来指鹿为马，枉法追诉的人，能够越过司法体系，顺利地进入大牢，必先抓捕两种人，一是公安局或司法局的，一是法院的“二把手”，前者是为了操控打手，后者是为了审判走过场，于是，大连在2000年，抓捕了大连中法的副院长刘晓滨，因为他是对立派官员高姿的前秘书，而重庆呢，则抓了副院长张韬和司法局长文强。
 

显然，薄熙来把司法玩得炉火纯青，风升水起，张韬是中央的下派干部，他是盯着薄熙来的眼线，而文强呢，是前重庆官员贺国强与汪洋的嫡系。中纪委的案头上早已堆积着控告薄熙来贪腐的材料，贺国强随时都可能对其出手，汪洋更是共青团派的未来政治之星，是薄熙来的天敌，抓住文强坦白的所谓证据，就成了薄熙来逼迫胡锦涛让步的秘密武器，因此，文强十一个月速死，就留下了铁的“孤证”，这正是薄熙来唱红打黑，肆无忌惮地枉法追诉的底气。
 

但为什么不抓法院“一把手”呢？因为一把手的任免要经省级人大开会研究通过，相当麻烦；『正如要抓文强的情妇，重庆警花陈光明，必经全国人大一样』第二，抓了一把手，法院大震，下一步不好利用，所以，薄熙来的思路是：我先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垫背的人物，敲山震虎，接着，借助普遍腐败，程度不同，情绪恐慌的心理，逼迫公检法的人员瞒着良心办案，进而绑架了整个司法体系。
 

在大连，他有死党-----政法委书记成城，在重庆，他有被吓破了胆的张光磊。这样一样，就杀出了一条血路，而重庆企业家李俊之兄李修武，和大连的企业老板张永祥等四兄弟一样，成了他所说的“正义之剑”上的几滴血！然而，不知道内幕的愚民一片欢呼，知道事实的人一声叹息！
李修武是黑老大吗？

李修武是重庆俊峰企业集团的老板李俊的哥哥，按照重庆媒体9月27日的报道，他又是非法经营，非法拘禁，又是放高利贷，又是涉黑涉黄，真是十恶不赦，但由流亡海外的李俊提供的文字证据看，这一切都是谎言，只要读者阅读了我的文章《李俊惊曝薄熙来“打黑”内幕》一文，就会知道，薄熙来伙同王立军之流，为了取悦于成都军区原政委张海洋，是多么专横而疯狂地抢夺了民企的40亿的“大蛋糕”，而把人家打成了“黑老大”。

由于李俊得到风声，先期逃亡，又勇敢地把证据图文并茂地刊登在网上，所以，撕开了薄熙来“唱红打黑”内幕的口子，薄熙来气极败坏，恼羞成怒，下令抓捕了李家25口亲友，编造了一个黑社会组织，抓不到李俊，就硬把“黑老大”的帽子戴在了李修武的头上。

重庆消息人士透露，李修武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这个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企业，是以李俊的人脉关系和经营理念发展起来的，根本与其兄无关。

十几年前，李俊从成都军区转业，就承包加油站，如今又搞了两个大项目：香格里拉和龙凤云洲，这都是重庆黄金地角的房地产，深得当地买家的青睐，问题是，不论加油站，还是地皮，原先都是成都军区的，多年经商，李俊和军区的原领导王建民等人民关系非同寻常，而张海洋与其有矛盾，就想从企业家手里找到他及其部下经济犯罪的把柄，于是，求助于薄熙来，密谋于王立军。
 

他们下令在2009年成立了专案组，由梅浩等人牵头的军地两方人员，多达十几人，历时三个月，先把李俊关押在市第一看守所，后转入部队武器库营房，翻遍了李俊祖宗八代的问题，查找“原罪”，编织了所谓的“涉黑”的罪名，没有找到行贿军方的事实，最终把王建民的两个部下草草处分了事，敲诈了李俊4000多万元，事情告一段落。
 

其实，更深的内幕是，张海洋没有利用李俊全获成功，没有拌倒王建民，是王在军内靠山也很硬，可能中央军委看出了他们的不睦之兆，担心两败俱伤，就一纸调令，把张海洋调到“二炮”，但是，每一次枉法追诉的余震，都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完结，薄熙来，王立军造就了新的敌人，李俊万年俱灰，正要偷偷地移民美国，薄熙来的耳目有了查觉，于是，再次对获释的李俊网络罪名，对其旗下的金龙玉凤大酒店进行“钓鱼执法”，终于抓到了“涉黄”的把柄，并抓捕了李家的数位亲友，而李俊“跑路”，李修武就站到了头排！
 

据熟悉李家的人说，李修武基本是一个傻子，从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不上班，也没有办公室，见到李俊讲话都羞涩，对下属员工大部分都不认识，他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之一，但他和李俊一样，出身于湖北省石首的偏远农村，还保留着纯朴和善良，他们兄弟每年还乡祭祖，并多次投资给原籍政府修路，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大好人，被野心家薄熙来打成了“黑老大”，成了替罪羊，判了有期徒刑十八年！其他的亲友，共20多人，除了侄子，就是侄女婿，不是正在被追逃“跑路”，就是判了不同长短的刑期，连李俊的太太罗淙，为了给他买一张出差的飞机票，也被重庆法院以包庇窝藏罪判了一年，真是窦娥冤啊！
 

正如为李修武辩护的律师，中国起草黑社会条款的“刑法泰斗”赵长青所言：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触目惊心的冤案啊！但人家是政治局委员，是“重庆一哥”，我们搞不过他，中国完了。

张永祥等兄弟偷漏税了吗？

在大连，人们外出请客吃饭，没有不去大连天天渔港的，而张家五个兄弟，外加父母，每人各经营一两家餐饮店，以地方海鲜风味而闻名遐迩，而“老二”张永祥在大连铁路医院旁边办的饭店，最有特色，他不仅长于烹饪和经营，而且爱谈论政治，社会交际广泛，与李俊，李修武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还保留着善良百姓疾恶如仇，不畏强权的特点。

李家兄弟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多有议论，张家兄弟与薄熙来的政敌于学祥，高姿，董长海等人来往密切，这些风声都被薄的死党记录在案，也在薄熙来心中撒下了复仇的种子，如同他想整李世民，抓捕李俊一样，薄熙来想整肃高姿等党内的对立派，就从有钱的大企业“天天渔港”开始，前者以“打黑”为招牌，后者以“偷漏税”为借口，实际上，薄熙来在下命令时说，能抓住什么罪，就先抓住，送进监狱再说。

就这样，在2001年，“天天渔港”五兄弟进去了四个，外加张家“老二”的媳妇王丽荣，如果不是兄弟“老五”找了个有权有势的媳妇，他也得下狱，只是他的老婆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于某的千金，薄熙来拿不出手的假MBA文凭就是那里“生产”的，他就放了“老五”一把。也就是说，薄熙来打黑株连九族，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当时权力不够，就先以偷漏税为借口，把张家的五个亲友，全部判了重刑。
 

但是，张家真的偷漏税了吗？大连人都知道，由于餐饮业比较零散，又大多收取现金，管理较难，而税征人员比较少，就一视同仁地搞了“包税”政策，即由税务部门统一商定一个额度，下达给全市的餐饮行业，这是有文件可查的，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不光“天天渔港”，包括与薄熙来关系较好的“老黄婆子”也都是这样做的，薄熙来十几年任职于大连，应当心知肚明，但他2001年忽然翻脸了，为什么？
 

原来，大连市的一批党内对立派官员，集结在原市委书记于学祥的门下，主要属于胡锦涛的共青团派，他们在北京的重要交际场所是王府饭店，当时，大连的嘉信国际酒店的老板韩晓光及其太太李岩峰，据传也在该酒店有股份，李岩峰是国安部人事司司长助理，年轻漂亮，长袖善舞，认识很多人，他们妇夫经常在此处，给大连官员引荐曾庆红等中央领导，并常对薄熙来时有微词，薄熙来通过掌控的大连国安局特务，对韩晓光妇夫等人电话二十四小时监听，发现张家兄弟也住在此酒店，并与一些中南海高层人物有应酬往来，并吹捧于学祥，高姿等人，这是薄熙来最担心和震怒的。

早在90年代中期，张家的“天天渔港”就与当地黑社会老大李永健等马仔，发生过一场血战，原本，惯于唱高调“打黑”的薄熙来，应当下令公安主持公道，但因他与李的太太，服装模特于某关系暧昧，而竭尽全力包庇李永健，使其重罪轻判，而张家不依不饶，曾请新华社驻大连的记者李某，打通北京的关系，由李鹏和朱熔基先后两次批示，才最终把黑社会老大李永健判刑十二年，其入狱之后，薄熙来胆战心惊，坐立不安，其犹虑所在于：张家兄弟有钱有德，活动能量太大，如果进京告状，由韩晓光，李岩峰介绍，就会结识一大批中南海的高官，而于学祥，高姿，董长海等人也与韩晓光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汇成一股力阻薄熙来上升的势力，可能叫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毁于一旦，这使薄熙来及其党羽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与今天抓捕李修武一样，薄熙来在拘留了刘晓滨之后，操控了大连公检法司，才如此大动肝火地，抓捕了张永祥，韩晓光等人。

最初，他们也想把张家打成“黑社会”，把张永祥打成“黑老大”，韩晓光打成“黑老二”，把高姿，董长海，刘晓滨等人打成“保护伞”，再全部没收“天天渔港”的财产，用这些罚没追缴的巨款买官，但是，无奈，上有省委书记闻世震力阻，下有于学祥等地方官员告发，“天天渔港案”虎头蛇尾，它受到了大连中山区法院一些正直法官的非议，薄熙来伙同成城等人，把持有不同意见的法官调离，换上听话的法官，不顾事实，不理法律条文，硬是把张家五位亲友全部判了刑，而却没有动企业的法人代表，张家兄弟的妈妈。
 

因为薄熙来深知，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以背筐串巷卖咸鱼饼子起家，她才是真正的大老板，但她不关心政治，也自然对薄熙来的仕途不构成威胁，所以，抓她没用。如果“天天渔港”真的有偷漏税罪行，应当法人承担责任，为何要抓张家兄弟？
 

这正如俊峰集团如果有罪，应当找邰世华，应当找李俊，与李修武何干？但薄熙来操控的《重庆日报》9月27日说，李修武是实际上的法人，还生动地描绘了李修武和邰世华当庭反目为仇的情节，这和上个世纪，薄熙来选择性执法时的指示如出一辙，其搞“二次文革”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可怜的张永祥，在2001年5月30日被关进了大连开发区看守所，那时我正好是204监舍的号长，我建立了全所唯一的不打人骂人的“文明号”，狱警扬凯池怕张老板挨打，就把他送进了我所在的号子，实际上，张永祥身高一米八零，不仅虎背熊腰，而且声如洪钟，虽下肢有残疾，但也力大无比，谁敢动他？连死刑犯李建国也不得不叫他“二弟”，我更与其结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这方面的故事，在即将出版的《姜维平狱中回忆录》里有栩栩如生的细节描绘，这里我只透露一点：张永祥把家人通过秘密通道送进来的食品，平分给每一个在押犯，包括普通的身无分文的民工，他望着一碗烂萝卜汤和几块喂马的饲料制作的窝头，说，老姜啊，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黑暗的地方！这是什么年代啊？

后来，我被调监了，从204监舍调往208监舍，再也吃不上张家的盒饭了，他就代我存了200元，让我买炒菜吃，但有人汇报上去，狱警把钱退给他，硬是逼我吃猪狗食。每当放风时，他在风场与我隔墙喊话，他说，记者啊，你千万别死了，我们有苦有难不会写，还等着你帮俺申冤呢！你要坚持活下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大好人，残疾人，他被薄熙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五年。这与今天薄熙来对待李修武的问罪，何其相似乃尔。
两人比较，我们看到了什么？

由张永祥案与李修武案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制度是滋生薄熙来似的政治骗子的土壤，假如地方官员的个性好一点，做恶就少或比较难，假如相反，像薄熙来这么厚黑，就问题严重。比如，2007年，李永健从监狱刑满释放，以前曾扬言“要踏平天天渔港”，但是，一是他得了胰腺癌，体弱多病，已力不从心；二是更重要的一点，他的保护伞薄熙来远离了大连，他可以祸害李家兄弟，但对张家已是鞭长莫及。张家不仅没有破产，而且由于坐满冤狱而声誉雀起，生意兴隆，继续发展，在大连星海广场斥巨资，又建立了五千多平米的渔港明珠海鲜餐厅，使到大连的客人趋之若鹜，而每一间包房，无时不在议论薄熙来在大连的恶行！他像臭狗屎一样，被大连人所唾弃。

不过，薄熙来也没有忘记心里没发泄完毕的仇恨。同一年的某一天，国家商务部在大连开会，下边的工作人员原定在“渔港明珠”吃饭，薄熙来应邀到大连致辞，珊珊来迟，后听此事，大惊失色，下令撤餐，他说，这几个兄弟给我菜里下毒怎么办？所以，宴会临时换了地点，张家兄弟说，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怎么会那么黑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薄熙来的心胸多么阴暗，多疑而狭窄！

他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大连，为了向上爬，保住以前贪腐的亿元家产，必得靠内斗，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而现有的干部体制，缺乏一种透明的竞争机制，有权的官员又处于绝对的没有监督的强势，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造成中国司法不公和枉法追诉，冤假错案不绝如缕，而导致民怨沸腾的主要原因，试问，如果中国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薄熙来，于学祥，高姿，张海洋等热衷于政治的人，都可以成立党派，摆开战场，靠电视辩论和选票公开竞争，就不需要用如此卑劣无耻的手段，排斥异己，争取上位。

既使某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打算操控司法，枉法追诉，也过不了司法独立这一关，而且，新闻自由还会起到有力的监督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流亡海外的李俊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证据，只听凭薄熙来高压下的媒体一面之词，我们不就迷失了方向吗？人们就会在愚民的一片欢呼声中，把好人关进了牢房，把薄熙来捧成了大救星，那么，他在大连酿成了数十起冤案，在重庆又搞了数百起，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就会搞上数万起，也就是说，他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更高领导权，就不是几个张永祥和李修武遭殃的问题了，而是把整个中国再次带入红色的流血的文革灾难之中。

警惕吧！人们，我的父老乡亲！我以感同身受的经历和苦难告诫你们：薄熙来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2011年12月14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前哨》12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