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个人不要只看他公开讲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把他的言论和行动对照一下，仔细而冷静地想一想，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是对普通老百姓，看错了也关系不大；但如果是对官员，则事关大局，不能不多加小心，不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是如此，因此，对政治舞台上善于表演的官员，更应当保持警惕，才能不至于上当受骗。持有这样一种通俗易懂的观点，目击薄熙来，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不想讲什么大道理，只想让事实站出来说话。
 

早在去年全国人大开会之时，中新社驻北京记者在3月6日，就发布这样一条消息：其称，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6日再次受到媒体关注，100多家中外媒体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从“唱红打黑”到“重庆模式”，甚至儿子的终身大事，记者们把问题接二连三地抛向薄熙来。在复述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后，记者写道，对于媒体接连问及的“唱红打黑”，薄熙来表示，自己的工作、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唱红打黑”要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重庆在“唱红打黑”之后，弘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气。

毫无疑问，他所说这种“说三道四”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真的薄熙来不在乎吗？我希望他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官员真的这么宽宏大量，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2月4日，我背井离乡以来，不仅在香港出版了《薄熙来传》，而且，撰写了大量的揭批薄熙来贪腐枉法罪行的文章，以致被一些人称为“批薄专业户”，这使薄熙来及其手下的人，十分恐惧，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软硬兼施地对我上下其手，先是委托过去我在加拿大认识的老朋友，找我多次谈话，一方面给我介绍工作，另一方面设下圈套，企图让我卷入“唐玮臻案”，但被我识破，然后，又通过大连某友人与我联系，以做生意，办书店，开公司，予以投资为名对我百般拉拢，诱惑，被我婉言谢绝。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且恼羞成怒，图谋不轨，他们又派出多人以粉丝，女读者，作家等名义，拟约我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做客，被我识破；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还主动提出要和我交朋友，陪同我一起去某校学习英语，朝夕相处，同舟共济，在一起办公司，搞网站，办刊物，等等，也被我一一婉拒，最后，实在没办法，索性直接找到某友与我谈判，声称不惜血本，拿钱摆平，也被我婉拒。这一连串的行动，有充足的证据留下，它有力地说明了薄熙来很在乎，他没这个雅量，真怕我“说三道四”，上述表白，正如2002年初在北京人代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不认识我一样，当众撒谎，自打耳光。

最近，薄熙来为了回击我在海外对他的批评，搞了一系列大动作，12月26日，中国新闻社对他的报道标题是：《薄熙来谈民主法治与文化建设称民主是一种力量》，文章说，在市委三届十次全委会闭幕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民主与法治做了讲话。他说，贯彻落实“15条”，既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规则，干部群众要懂法守法，社会才有秩序，发展才能科学。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规范自己的行为。领导干部的能力，一方面表现在思路开阔，思维系统，肯干实干；另一方面，则是懂法守法，并善于引导周围的干部遵纪守法。我们的民主法治，是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追求广大人民群众渴盼的公平正义。薄熙来说，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咋一听，薄熙来讲得多么好啊，但他照着法律法规做了吗？我如果列举重庆打黑过程中出现的枉法追诉和刑讯逼供问题，有人会说，那不是你亲眼看见的，没有权威性，那么，我现在向读者披露一件薄熙来及其盘踞在大连的死党，公然执法犯法，破坏《经济合同法》的事实，白纸黑字，历历在目，看看这些人再怎样狡辩。
 

2009年初，我出国前曾将我的房子出租给了一个商人，以前我从来不认识他，是为了生意才通过物业人员介绍相识的，他没问我做什么工作，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只按辈份称我是“姜叔”，由于我们签订了合同，他非常守信，多年来合作得很好，但去年发生了变故，他忽然没有履行合同，拖欠了十天的房租，我电话追问，知道了原因，把我惊呆了！这位年轻的商人说，他只知道赚钱，从不过问“政治“，但“政治”来找他了，有一天，他父亲把他叫回家，非常惊恐地说，家了来了几个公安人员，态度很严肃，你犯法了吗？好像天塌下来了！他说，面对这些便衣警察时，他心惊肉跳，不知道如何是好。

原来，大连国保以前负责监控我的一些人，找他了解情况，怀疑我们的关系，他如实陈述了相识经过，并一再声明与我只是租赁关系，没有任何其它往来，虚惊一场过后，国保给他下达了命令：以后给姜维平房租，要经过他们同意，而且每半年一次，并留下电话，让我主动与他们联系，我听了非常生气，但我是一个很重旧情和宽容的人，凭心而论，2006年至2009年，他们在奉命软禁我时，对我比较客气，而且，帮助我办理了出国护照，特别是有一位领导和我的老朋友过从甚密，我想，这个陈年旧案是安全局办的，与他们无关，我应当区别对待，现在，他们这样做，一定有难言之隐，所以，就主动电话和这位老相识通了电话，很快房租问题解决了，渐渐地我与房客也和好如初。
 

不久前，那位老相识的部下给我发邮件，问我两个问题，第一，我什么时间回去，第二，加拿大为什么退出“京都协议书”？我没有答复他，原因非常简单：我十岁时就经历了文革，过早地体会了帮派政党，街头运动的千姿百态，坦率地说，不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民主党，只要是拉帮结伙的，我都敬而远之，我不想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代表个人，履行中国《宪法》给予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我没有别的特长，就想以写作为生，虽是清苦，却也自得其乐！我不想给加拿大的某个政党做事，更不想给共产党做事，给我钱也不做！而且，基于中国尚未走出冬天的现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更没听说什么《京都协议书》，所以，我不便回答，故没有理他。

不料，这可能激怒了大连公安或安全局的人，他们竟然假冒我的房客，在昨天给我发了携带病毒的邮件，他们不知道我已身经百战，早在前年，我就收到了大量的假邮件，和带病毒的邮件，曾因经验不足，损失了几台电脑，花了不少钱，甚至去年还有重庆的特务，以文强朋友的名义，给我发来了《文强狱中家书》，并有一个儿童打电话告知我文档秘码，企图引我上当，其过程与情节都足够写一部中篇小说，但我都置之不理，我深知这是一个想分散我的精力和注意力的阴谋，不上当就是了。因此，如今，在这个邮件打开前，我于1月1日打电话给我的房客查证，没想到，他又十份惊叹，说，姜叔啊，我根本没给你发电邮，我什么事也没有啊。难怪，我昨日的覆信被系统退回了。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薄熙来为了十八大上位，操控大连的专政工具，不惜践踏《经济合同法》，干扰和破坏公民的正常生活，原本，人民警察是帮助和制约公民遵纪守法的，如今却带头破坏，甚至恐吓和威胁我的房客，让他以拖延履行合同的方式，向我施压，逼我闭嘴，这正好说明薄熙来黔驴技穷，危在旦夕！试问，我写的文章和我以前的私有财产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批评性报道没有触犯国家宪法，何罪之有呢？你们有何理由指挥和操控我的房客呢？是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
 

第二，他们公然明目张胆地绑架了我和房客的邮箱，既可以房客的名义给我写信，又可以以hotmail的名义退信，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叫“民主和法治”吗？这是重庆三届十中全委会讨论的光辉成果吗？他们还公然把我和房客以前的私人信件全部展示出来，以增加病毒的可信性，这是一种多么无耻，弱智，野蛮而荒唐的举动啊！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

第三，薄熙来很重视我的“说三道四”，也根本不讲法治，否则，何必盯住我的电脑呢？我是一介书生，无职无权，也无大钱，但我有记性和使命感，紧迫感，我深知，既使敌人不杀我，已年过半百，来日不多了，必得自强不息，做点事情。我很在乎监狱的黑暗，所以，轻易不会回去，除非习近平不忘他父亲的遭遇，不忘《刘志丹》的故事，不再搞文字狱；我不会停止批薄，因为我只了解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写他就足够反思体制弊端了！我也不在意那点房产，房租，我死了，那是砖头瓦块，你们有胆就抢去吧！我也不会轻易打开“附件”，确需打开一定核实；我也会把重要稿件存在一个从不上网的电脑里，还会分装几个U盘备份，而且，《狱中回忆录》已经印刷了，当年整我的薄熙来及其死党，等着继续出丑丢人吧。
 

不过，我也要向大连的国保，国安讲明：如果再干扰我的房客，破坏我们的租赁关系，我将前往中国驻地领事馆和联合国举牌抗议！既然薄熙来等人给我耍流氓，我也不给国家留面子！这些为薄熙来卖命的不惜践踏《经济合同法》的警察，必将闯下大祸，如果习近平想在今年访美时碰到举牌子抗议的老姜，你们就一意孤行吧，我看谁的损失大！

另据重庆媒体报道，在三届十中全会上，薄熙来一口气讲了十几条，“第十五条“就是专门讲法治的，他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要深化普法示范工程，增强干部群众的民主法治观念。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带头守法，新提任领导干部要参加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将法治教育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校）必修课程。坚持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公务员学法制度。全市村（居）“两委”班子成员全部接受法治轮训。加强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法治培训。大中小学生每月要上法治教育课。实施“六五”普法，实现普法宣传教育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全覆盖。强化全社会诚信守法意识。丰富民主法治宣传载体，开设专题网站，设立“法治宣传周”。以“唱读讲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请看薄熙来多么能言善辩啊。可是，在本文的附件里，我如实地一字未改地发表了上述邮件，只要读者耐心阅读它，就像吃了一个苍蝇，会发现一个铁的事实：薄熙来大讲法治之时，正是他及其死党把法律踩在脚下之际，如同律师朱明国揭露樊奇航冤案，惊心动魄；如同李庄被龚钢模出卖，司法蒙羞；如同本份的民企老板李俊逃出国门，舆论哗然；如同黎强由维权领袖变成“黑老大“，薄熙来既使换上了赵本山的小马甲，人们也足可预知，他十八大上位得逞，中国将进入了无法无天，倒退动荡的年代。

2012年元旦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