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抓住了薄熙来的本质

16-02-2013 16: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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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温家宝对王立军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直率和坦诚的,短短数语,点透了薄熙来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一场由地方官员发起的“二次文革”,王立军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败的标志,它提醒中国人民,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复杂的国家里,最好自上而下地渐进式地推进民主法制,温家宝已经做了努力,正因为收效甚微,故中共18大应当有一个集体的共识,否则,“二次文革”还会死灰复燃。

据报道,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全场最后一个,也是最敏感的“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温家宝的回答与之前对西藏问题的含糊不同,罕见地坦率对重庆当局进行了批评,他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的这一表态,是中共政治局高层首次对重庆“王立军”事件的公开定性表态,显然,对薄熙来的仕途将是一大打击。

我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力内斗的层面上分析王立军事件,那样将走偏,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会感同身受,2009年6月30日,北京搞所谓“将军后人合唱团”,我就讲过,它是军事政变的一次彩排和预演,此后的多次国动委活动和军演活动,都表明薄熙来一直在鼓动军队燥动,这颇为类似文革前毛泽东的做法,他在重庆首倡毛的巨幅画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要借毛的余威而搞乱全国。“唱红”是煽动个人崇拜,“打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966年是抓“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如今是“黑社会”;过去是抓“走资派”,现在是“保护伞”;过去搞“语录本”,现在是《读点经典》;过去是“送最高指示”,现在变成“红色短信”;过去是红色“语录包”,现在是“红雨衣”;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而且,2009年初,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把批评他的一些干部群众称为“恶鬼”,他的口头语禅是“敢和恶鬼争高下”,其来自于一本批判刘少奇的小册子,这都佐证了他的指导思想,没有一点新理念,新思维,全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残留与封建意识。

据报道,3月14日中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包括西藏、政改在内的多个问题。这是温家宝最后一年以总理身份亮相两会新闻发布会,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中,他自称以“认真没有敷衍地”的态度,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温家宝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我认为,温总理点到了薄熙来问题的本质,而且,他所说的“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教训,既使是对待王彪子这样的人,也要在法律的轨道上处理。早在去年7月27日,我就在《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一文中,分析和预测了王的未来下场,这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了解薄熙来,也经历过文革和“文字狱”,薄熙来把王立军当成一把钢刀去杀人,杀完了他人,一定是自相残杀,这个套路文革走过,没走通而已,所以,毛的时代发生了“林彪事件”,过去是逃往温都尔汗,如今是成都美领馆;2008年开始的“唱红打黑”,是以个人崇拜为疯狂动力的,1966年是毛泽东,2009年是“薄泽东”;过去是“梁效”,现在是苏伟,李希光等;文革时是傅聪滞留国外,现在是民企老板李俊流亡;过去是老舍等无数的人自杀身亡,现在是乌小青死于看守所;过去是“走资派”灭亡,现在是文强“速死”;过去是“砸烂公检法”,现在是270个专案组;过去叫“牛棚”,现在叫“打黑基地”;过去是株连九族,现在是“一网打尽”;过去是“贴大字报”,现在是“举报信”,“检举箱”,“检举室”,“网上举报”;过去是抓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现在,是重庆高院副院长张弢;过去是谢富治,现在是王立军;过去叫“倒赃”,现在叫“共富”;等等,总之,从薄熙来的一举一动,都找到了文革的影子。挑动群众互斗,美其名曰“打黑”;挑动官员互斗,美其名曰“反贪”;挑动军民互斗,叫“拥军爱民”,却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李俊案,等等,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薄熙来是“救世主”,是清流,是“包青天”,是圣人,其目的都是篡党夺权,而王立军叛逃事件,则无情地粉碎了“薄泽东”的领袖梦。

报道引述温家宝的话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随后,温家宝暗示,重庆的做法,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有所违背。
 

在我看来,温家宝已经明确而全面地否定了薄熙来2007年以来的工作,“历届”和“现任”的两个词语再清晰不过地表述了,薄熙来的事还没完,显然,薄熙来是仅仅反思,还是依法处理,这不取决于事实和罪证,而取决于中南海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化,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除了“二次文革”的以杀人震慑为特点的阶级斗争,没做什么有益的经济工作,“打黑”使国企资产增加,只是一种数字的转移,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引进的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只不过是当年“两头在外”的翻版,只能使重庆人成为新的奴隶;所谓“廉租房”是住房双轨制,在政体不改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滋生贪腐;所谓“地票换户口”,是变相欺骗和抢夺农民的土地;所谓户籍改革都是陈词滥调;基辛格成为“国宾”,王立军投靠美领馆,又暴露了薄熙来“形左实右”,“假爱国,真卖国”的本质。所以,他的政策使重庆2011年财政赤字1000亿,但他唱红挥霍2700亿,打黑抢夺民企1000亿,{铁流老先生说是3000亿}现在,“二次文革”使重庆到了寅吃卯粮,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颇为类似文革结束的1976年。

媒体引述温家宝的话说,“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最后,温家宝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上述讲话是温总理的独唱,绝唱,还是中南海高层的集体决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在我看来,如果不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把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的问题,毫不手软地一起解决,不借机调整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不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薄熙来之流野心家卷土重来,把“重庆模式”变成“中国模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习近平不会淡忘《刘志丹》,李克强应当深知法律的重要,值此中共政权交接的十字路口,令人焦虑,但愿他们都能以王立军叛逃事件为鉴镜,找到未来中国旗舰前进的正确航向。

2012年3月14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