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段日子，习近平将从胡锦涛手里接掌中共的最高权力，无疑地，他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熟悉他的人普遍评价他宽容而憨厚，用“大爱无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从他为乡下的朋友掏钱治病，到他与福建官场一些政敌的和解，从他十五岁当上反革命而下乡，到他面对海外舆论的贪腐诬陷淡然处之，人们看到了其父习仲勋的影子，接触过他的人说，他几乎没有缺点，能被很多人所接受，正因为中国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缺乏监督和制约，所以，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尤为重要，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变质，但目前看来，他值得我们期待。我没见过习近平，但我听过与其打过交道的记者对他的评价。

2008年，我还在辽宁，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习近平进了常委后亲自致电新华社辽宁分社的旧友，希望他一如既往，看到他有什么做得不对的，立即指点他，这位记者过去在新华社福建分社任职，与其颇有交情，在我的印象里，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很少能这么谦虚的，从1987年至1992年，我曾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过，记得王勤学写文章批评了社会上不良现象，不仅省委书记李贵鲜大怒，而且新华社辽宁分社社长李惠民也吓得要死，立即把才华横溢的敢言记者王勤学调到下属的北方信息公司工作，从此，王勤学的名字就消失了，类似这样的故事，东北的封疆大吏，都演练了不少，象习近平那样身在高位，不整记者的中共高官不太多。
 

另一个知情者还谈了这样一段趣事：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牙齿有点毛病，找过一个牙医治疗，但动小手术时，那个人不小心把一块金属留在牙龈里，虽体积极小，却常使那里发炎疼痛，习后来回家探母，便中在深圳复查，才真正发现了问题，随行者大怒，建议找回牙医问罪，习笑着说，算了吧，他也不是故意的。现在修一下不就好了吗？此后再回福建，未提此事，这个故事使我想到薄熙来，90年代中期，他得了颈椎病，经常下令大连中医院的领导谢萍给他找人按摩，很长时间是名医田某登门服务，薄从不付费也就罢了，反正田大夫的薪水由医院照发，但有一次，田的手法有误，使薄熙来不适，他勃然大怒，并怀疑其被政敌操控，有意陷害他，不仅审查了医生多时，还下令把他除名，薄熙来的秘书说，不把他抓起来，就不错了，由此我看到了习薄的本质的不同。
 

是的，在社会转型，权力交接的关键点上，我们需要一个为人宽容的官员，他应当象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而不要象毛泽东，薄一波和薄熙来，中国不需要茉莉花革命，需要渐进式的民主与法制，中国不需要唱红打黑，需要平等，和解，赦免和包容，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对文革有着深刻的印象，正因为中共一党专政累积了太多的旧恨新仇，一旦自下而上引爆，结果难以想象，故我才加倍思考未来，而期待习李新局的开始，依笔者愚见，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主要在于制度，即政治领域缺失竞选机制，现在已经做大的利益集团在力阻改革，使习近平与胡锦涛一样，进退两难，陷于困境，与其等死，不如变通置之：将中共党内的派别斗争公开化与合法化，搞出两个党，即“左共”和“右共”，各选出领导人，在媒体上公开论战，由全国人民投票表决，谁胜谁负，现有的利益集团都不得不接受，因为他们还是中共嘛。

与此同时，习近平依据国情，可以制定一个时间段，以前所有官员的贪腐罪行一律赦免，跑出去的官员回国自首，不予追究，转移的不义之财慢慢清理，原则上只处理积案，不抓人，因为中国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太多，法不责众，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有了共产党内的两党制，从此制约了权力，有对手盯着，谁还敢大张旗鼓地贪？两党各派都可以各办媒体，互相揭丑，司法系统不得有党员任职，从香港，澳门，台湾等，公开招聘法官，首先建立宪法法院，平反建国以来所有的冤假错案，包括“六四”和法轮功等等，然后，重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力推社团登记，用各种慈善机构，大肆宣传造势，唤醒社会良知，把官贪和民间的大量资金吸引进来，象长江之水，导入扶贫帮困的基金会，这样既缩小了两极分化，又安排了就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是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通过和解与包容的办法，解决腐败的问题，当平反“六四”的激情被习近平点燃，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的不正之风就一扫而光，人们看到了手中选票的作用，就会对斗富攀比和物质享乐不再感兴趣，社会对人的评价也不再以金钱多少为标准。

此外，立即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公民买第一套房子免税，给予按揭等优惠政策；第二套房子，是投资房，应征百分之五十的税；第三套房子，是百分之六十，总之，用制度控制两极分化，等等，这样一来，房价就下来了，群众就买得起住宅，廉租房就没有必要了；而征收遗产税更为重要，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就是过于溺爱孩子，喜欢财富世袭，很多贪占的官员都上了年纪，铤而走险的目的是为了下一代，所以，不论何人，所有的遗产传给后代，都要上税百分之八十，转移出去也不怕，中国的税务部门主动和美加等国合作，联网查处，互派常驻税官，一路跟踪，谁也逃不掉，
 

这样搞他五年，待社会转型稳定下来，再象蒋经国先生那样彻底地开放党禁和报禁，所有的党派都可以组织竞选，从此，中共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也成了能上能下的竞选党，这样就和国际惯例接轨，平息国际舆论的指责，也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什么台湾，西藏，新疆，香港问题都随之迎刃而解，此前，为了包容和调动异议人士的积极性，应释放刘晓波等一切政治犯，邀请所有的流亡海外的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士回国，成立中国政改研究所，分设“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专门的处室，用高规格礼遇和丰厚的物质条件，吸引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杨建利等朋友衣锦还乡，让大家为民献计献策，并对中共的两党制提出批评建议，五年后，他们也可以组党参加竞选。

上述这一思路，相信天性包容的习近平会感兴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大爱无疆”的宽阔胸怀，也需要果决的勇气和胆略，文革中饱尝辛酸的习近平切莫忘记自己的父亲，不要学刘源，他追随薄熙来，对不起死去的刘少奇。习近平应当策略地大举变革制度，而不要落入《纽约时报》编织的圈套，自相残杀。现在，胡温已经打败了主张“二次文革”的代表人物薄熙来，扫清了前进的道路，这是最佳的契机，我认为他和李克强有能力试之，这样既可以保持党内官员的已得到的利益，稳住他们的恐慌情绪，化解利益集团的反弹，又可以团结和争取党外一切力量，凝聚共识，告别往昔，面向未来，在抵御外国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2012年11月1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11月1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