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习近平救不了李老板?

17-02-2013 2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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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李克强等常委一班人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展,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使我想起1936年,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胡庶华公开发表《理想中的重庆文化区》,首次倡议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建立文化区。他说:重庆市之应建立新文化区,其意义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1938年2月,重庆沙磁文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文化区最初得以重建。无疑地,习讲的民族复兴是大概念,胡讲得是小概念,基调和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再笨,也不会忘记近年重庆在薄王乱法时代发生的事:2009年3月,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本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移走,换栽上包括银杏、香樟树在内的11株大树。年逾古稀的吴登明听现场施工人员告诉他,移栽来的这些大树总价值250万,想起“森林重庆”和“红色文化”的灾难,想起奉节县的贫困小学生,他很生气,不敢公开批评薄熙来,就在沙坪坝三峡广场组织大学生们搞了一场行为艺术:让他们身上缠满绷带化装成移栽进城的银杏树,以质疑重庆水利局的“换种”行为。

与此同时,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种时尚:女孩都仿照江姐,穿上蓝色的旗袍,戴上了白色围巾,整齐地站在道旁搔首弄姿,她们不知道江姐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身边:龚刚模被吊打时,粪便拉在裤子里;王紫綺临死前,生殖器都腐烂了,樊奇航根本没杀人,却被枪毙了;曾智强是开华宇广告公司的小老板,竟搞出了一个“黑社会“;李俊还在海外躲藏呢,给他顶罪的哥哥李修武还没判刑,家里的财产就被公安局没收了;等等,这些故事就发生在重庆,有的就在沙坪坝区内。要我说,国民党再残忍,对江姐,许唐枫也没这样吧?薄熙来,王立军比戴笠,沈醉等特务不知要坏上多少倍啊,记得2011年12月9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今日红岩谁来写?》,我不想再重复那些内容,我只想说,习近平说”民族复兴“,是不是也包括恢复和重建司法体系和民众对法治的信心,既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就办好一件事吧,责令重庆公安局立即撤销李俊的通缉令,因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已是千夫所指的恶人,不仅李家30多人判刑是徇私枉法,而且对李俊下通缉也是乱法的犯罪行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李老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出国后没讲国家一句坏话,只维权喊冤,不参与政治,孤身一人流落海外,穷困潦倒,妻离子散,赤心不改,他不得不在中餐馆打工,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养,有子不能爱,有事业不能打理,你说,这民族怎么能复兴?有嘴责备俏江南的老板张兰换国籍,不如给李俊平反更有感召力。

熟知历史的人真的难以想象,2010年10月26日,可怜的李老板星夜逃亡的故事,就活生生地发生在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沙坪坝,我读过蒋碧薇的回忆录,知道不少令人肝肠寸断的有关磁器口和张道藩的旧闻,印过徐悲鸿等无数文化名人足迹的地方,竟上演了薄熙来引领的“二次文革”的闹剧,公检法能一棍子打乱了,冒出370个专案组,动用警力上万人,抓捕了5万多人,判刑了17000多人,虚构了630个黑社会,建立了铁山坪等数百个专门刑讯逼供的所谓“打黑基地”,光沙坪坝区就有龙湖宾馆,武装部招待所等四家,区委书记李剑铭,区长方海洋和区公安局长郭维国等人,奉薄王旨意,为讨成都军区张军头欢心,用“钓鱼执法”的阴谋,把李老板手下的金龙玉凤娱乐城,包装成了黑窝和淫窟,但笔者久居大连,与薄熙来是邻居,他家楼下比金龙玉凤黄上百倍的桑拿房,洗头房,歌舞厅,泡脚城,比比皆是,到处繁荣娼盛,薄熙来为什么不管?可见是有罪推定,栽赃陷害,黑打乱打,用心险恶。试想,国家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小的家族组成的。像李俊这样的老板,下面曾有2000个员工,每家就算3个人,就是6000个,这就是说,不算缴税,就帮助政府养了数以千计的老百姓,至今历经磨难,还有370个职工,你说,他黑在哪?连这样的社会细胞都破碎了,搞得民企人心惶惶的,如何复兴中华民族?
 

我听说,去沙坪坝的游人都要参观渣滓洞,据报道,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矿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军统将其强占设立看守所。渣滓洞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另有两间平房作女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和刑讯室。把这一规模与薄王治下的“打黑基地”比一下,真是天壤之别,18个牢房,关了300人,而2009年,薄熙来一上任,3个月就抓了上万人,2009年2月3日,我乘机由大连飞往北京,偶遇中央广播电台驻大连记者李朝奋,李说,薄熙来抓人,抓红了眼,重庆看守所爆满啊。在21世纪的今天,薄王仿照本拉登搞了“红色恐怖基地”,以抢钱买官为目地,以唱红打黑为幌子,全面摧毁了邓公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彭真倡导恢复的司法体系,把数以万计的良民投入监狱和劳教所,这是中国近年的地区性红色大灾难。如果不是胡温果决而勇敢,借王立军事件,把薄王拿下,试想,他入常之后,步步逼宫,中国就要遭殃,就要大倒退。

近年来,我接待过很多国内慕名来访的民企老板,他们都是我的热心读者,都对我表达了一种恐惧感和庆幸感,恐惧的是体制未变,生怕中国再搞运动,再出现新的“薄骗子”,纷纷把孩子和资产转移到海外;喜的是习李确实是品行不错的官员,能把政局稳定下来,不容易,下一步说不定能政改呢,故认为还是回去发展事业好。这种矛盾心理,很有代表性,既留恋过去的财富,又恐惧命运的不可预测,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能像加拿大这样,把钱存在银行里,晚上可以睡安稳觉。可见,空谈确实误国,谈民族复兴,不能回避政改。我看,主要是要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给老百姓看看,人心真正地收回来,民族和国家才可能复兴。


最近,有消息说,习近平要去深圳视察,有点邓公90年代初南巡的味道,我想,可能确有必要,假如不能把深圳变成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特区”,还不如去沙坪坝呢,习去看看俊峰企业集团,听听80多岁的李俊母亲讲讲这两年的遭遇,听听李老板10岁的小女谈谈对父亲的思念;翻翻王立军留下的一堆乱账,2010年12月9日,由沙坪坝公安局追缴的6140万元,为什么收据是区财政局的,而加盖的公章却是公安局的,这里的猫腻,大概只有上面来的大官下令,才能查清吧。把李俊这样一个黑打冤案翻过来,就能带动一大片,中国两极分化严重之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没用好,没用在刀刃上,怨不得富豪,应当归罪于薄王这样的贪官,李俊案重审的意义,将影响深远,它至少说明,共产党内有坏人,也有好官,中国没倒退,还大有希望。

正如胡锦涛退休后去遵义旧址视察,不如去寻找毕节市冻死5个小学生的垃圾箱;温家宝声称归隐林泉,却要起诉《纽约时报》,不如大胆地公布个人私有财产,推动《阳光法案》;汪洋强力抓贪官,不如把所有的乡镇变乌坎;习近平鼓吹中华民族复兴,不如令高法重审重庆冤假错案,先恢复一些民企老板家人的名誉,凝聚老百姓的人心,等等,总之,自古以来,都有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传言,在笔者看来,遵义旧址就是权力内斗,刀光剑影的鬼地,不可去也;参观民族复兴展览,重温中国复兴梦也未尚不可,但中国的问题在大的方面和方向,也在小的环节和细微之处,一时不敢“去毛化”,能做到“去薄化”也行啊,但一定要彻底,切不可力阻薄熙来,却给他留一半生存的空间和尾巴,那是遗患无穷的恶魔,空气适应了就会出来吃人,而否决薄王的通缉令,就是彻底地颠覆“唱红打黑”运动的关键一步。

11月24日,原福建圣农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陈延峰约我聊天,他拿出一张当年习近平视察该企业的照片,上边有他向习近平汇报时的音容笑貌,陈说习长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想起习近平讲过的话,多有感慨,他说,我们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还说,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必须沿着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赞成这段话的一半,的确接近目标,但近在咫尺,也远在天涯,因为国家经济上是第二大强国,但政治上却积怨积恨,太落后了,他父亲那一代就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到他这一代还是没有,实在可悲。李俊的希望,是每一个民企老板的梦想:他们已经得到的合法财富应当获得法律的保障,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种制度,能有效地约束和制约官员,这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问题,是政改的大问题,难道与国际接轨,就没了中国特色吗?我也知道,改革太冒风险,太难,阻力太大,故使用了这个敏感的题目,也许习近平知道李俊的故事,也同情他,但自知不方便干预司法,问题是,这个案子就是官员践踏法律的结果,没有比薄熙来大的官,要翻案不容易,因此,久拖不决,赤子心碎,真的是“天高皇帝远”,习近平救不了李老板吗?


2012年12月6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12月7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