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经历

我家祖籍湖南，解放前，父亲在长江水道贩运木材赚了一些钱，买了一些土地，解放后被划为“黑五类”。为了躲避清算，举家搬到了湖北江陵。我们这一辈兄弟姐妹八人，两个姐姐，六兄弟，相互间年龄跨度很大，我大哥大我二十多岁，弟弟李俊小我四岁，我在家中排行老七，生于1963年。在江陵的童年记忆十分模糊，感受最深的是大人们的艰辛和肚子的饥饿。但我们家却也比别人过得好，不仅是那时，几十年来，我们家的人总是比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滋润。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就连这种艰辛的日子难以为继了，政治风暴再次波及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后来总结过，我们这个家庭命运总是与国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只要政策好，我们家就兴旺幸福，凡是政策不好，我们家就全都遭殃。

一九六七年，父亲的不良成份再次累及家庭，只得抛妻弃子只身一人跑到湖北石首。我三哥为照应父亲，放弃了一所乡村小学校长的职务到湖北石首寻找父亲。从此以后，我有14年没有看到父亲，甚至在我18岁之前都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父亲走后，所有的苦难都挑在了母亲一人身上，父亲留给母亲的除了一堆孩子，就是他的不良成份带来的影响。母亲从此成为重点“关照对象”，时常被揪出去批斗，还被严格限制自由，规定必须“早请示、晚报告”，走到哪里迎接她的都是冷若冰霜的表情和鄙视的目光。这些痛苦的经历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使我过早地体验了人情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难，当然也造就了我后来坚忍不拔的性格。

母亲为了不让政治迫害伤害我幼小的心灵，把我送养到二姐夫家，并且改名换姓与姐夫同姓。弟弟李俊也被送到湖南我大嫂家。一个家庭从此分崩离析。这期间还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情，在此不必一一细说。

时间到了一九七六年。某一天，我在学校听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毛主席去世了，那时，我恐惧得浑身战栗，感觉天塌地陷般，但是我还是隐隐感觉过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命运。我飞快跑回家里对母亲说了，母亲惊慌地捂住我的嘴，叫我不要乱说，说要是被别人听见了可不得了。后来姐夫也向她证实了这个消息，她才信了。你猜我母亲确证了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是什么？她悲伤地哭了！

我的预感得到了应验。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很快被粉碎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古老而灾难深重的民族终于迎来大展宏图的好时机。只是我那时并不完全明白这些变化对于一个成份不好的少年将意味着什么。我还是一名学生，我只是朴素地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惜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我在一所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感觉特没劲，勉强混了一个文凭，从此离开了学校。这时，我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逃离姐姐家到石首去寻找父亲。原因是在这之前，妈妈一家已经搬到了那里。

1981年，我写了一张条子，寻到了石首找到了父亲，再次与家人团聚，心中的感受五味杂陈。到石首后，我还报名参过军，身体检查等一切条件都达到了要求，最后却因为家庭成份的问题政审通不过。既然各种出路都被堵死了，我也只能认命，从此一心一意跟着父亲干起了打渔的行当。那一年我十九岁。

谁知道这一干就是十个年头。现在回忆起来，捕捞作业可以说是各行各业中最辛苦的，不分寒暑，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随波漂泊，其中的艰辛，非亲历不能体会。举个例子吧，由于长期日晒雨淋，一年之中皮肤都会脱落上百次。但是虽然辛苦，那却是我一生最充实的时候，那种依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赚钱养家的幸福感常常充盈在我的心头。它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告诉我人只有脚踏实地，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本质。

后来，由于渔业资源逐渐匮乏，相对的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强，捕捞业已成为黄昏产业。我当机立断，变卖了所有的渔具，花2万7千元在家乡的小镇上购买了一幢3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身边还留了一些积蓄，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1991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国家的发展方向已经慢慢明朗化，社会经济形势大为改观，给很多追求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和平台。面对大好时机，我决定到外面去见识见识，遂告别家人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投奔已经在这里落脚生根的李俊。但是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所有平凡美好的愿望都化成了泡影，我所有为之奋斗的结果是身陷囹圄，是被“黑打”成连我想也不敢想的黑社会。

那时候的重庆远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繁华，建筑老旧、道路狭窄，是出了名的“脏、乱、差”。但是大好经济形势的刺激下，百废待兴，充满了发展机遇。来到沙坪坝，李俊安排我到杨公桥加油站工作，谁知我在这儿一干就是二十年。起初我干的工作是加油，后来负责消防安全工作。我非常喜欢这儿的工作，简单、轻松、体面，比起过去打渔的艰辛，这真是一个美差。李俊安排我做这个工作是选对了人。当然他是了解我的，他知道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不善交际，只能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就这样愉快而尽心尽力地干着，所有的生活轨迹就是往返于加油站和家之间。平时也不到外面去耍，也没有结识什么朋友，回到家里就喝茶、看书、看报、看电视、陪老婆、教育孩子，我的生活就如此简单，拿现在的话来说，我就是一个“宅男”。

我在加油站工作的那些年，李俊的事业迅速发展，除了拥有杨公桥加油站，还进入餐饮娱乐行业，比如后来比较出名的“金龙玉凤”大酒店就是那时候兴业的。李俊的成功除了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之外，还与自己的精明能干分不开。作为当哥哥的我，除了尽心尽力地打理好加油站的事情以外，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自始至终都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没有经济利益的纠葛。2000年，李俊成立“俊峰集团公司”，本来他拥有公司的全部股份，但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公司必须拥有两名以上股东，李俊就象征性地让出百分之一的股份划入我的头上。我要申明的是，这百分之一的股份是代持股，是虚的，我既没有在公司任职，也没有参与公司的分红。

2003年，我所工作的加油站被李俊转让了，李俊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把加油站卖给了中石化，由于我在加油站工作多年，比较了解和熟悉那里的情况，再加上我确实已经喜欢上了那里的工作，遂被中石化聘任到加油站担任副站长，后来从事安检员的工作，还给我买了保险。这个工作一直干到2010年10月22日，也就是我被捕入狱入之前。从此我与李俊的公司脱离了任何干系。

2008年重庆欣起了“唱红歌”的热潮，一时间，工厂、学校、政府部门、社区到处都唱响了嘹亮的歌声，场面空前盛大，真是巴渝山头一遍红。紧接着“打黑除恶”行动拉开序幕，一些鱼肉乡邻、横行妄为的恶霸相继落网，真是大快人心。但是与以往的“严打”相比，这场行动没有及时刹车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呈快速蔓延之势。

（待续）

原载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