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般可怖的144小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个梦。如果那真是一个梦，那就是一个噩梦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却被一群自称是人民警察的办案人员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的人格和尊严遭到了无尽的悔辱。我被他们带到沙坪坝看守所的一间密室里，在长达6昼夜144小时的漫长时间里，我的身体和精神，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整天面对的都是魔鬼般狰狞的办案人员，他们对我辱骂殴打、威逼哄骗、软硬兼施……不让睡觉，不准吃饭、不准排泄、不断考验我身体和精神的承受极限，逼迫我签字画押，承认那些我闻所未闻的罪名，一步步把我推向黑暗的深渊。至今想起来仍然锥心沥血，心有余悸，讲“审”色变。

是的，10月22日天晚上，天阴沉着脸，汽车驶进看守所大门，我仿佛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吞进了肚里。两个大汉夹着我走出车门，我冷得直打哆嗦，天快要下雨了。穿过一些神秘的巷道，我被推进一间小屋，那小屋似乎早就为我准备好的，他们把我按在一张奇怪的铁椅上，椅子上面有两块铁板，铁板合拢，我的身体便卡在中间，然后把我的手拷在铁板上，把我的双脚锁在椅脚上，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除了头部之外全身都不能动弹了。我哪里认识，我现在享用的就是传说中的“老虎凳”，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被坐瘫在上面。

这时候，我才隐隐地有一些恐惧，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屋内的陈设，在我座位的正前方两米左右是一套审讯用的桌椅，左边是一扇门，右边有扇窗，门和窗都有洞开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这时我才发现衣服穿少了，寒冷正在向我慢慢逼来。

焦急的等待中，进来了两个提审人员，其中一个我后来忘了，但另外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就是后来多次折磨我的魏新。魏新30多岁，书生意气，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在审讯桌前坐定，打开电脑，老练而漫不经心地向我提问：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不知道。”

“你知道外面的形势吗？”

“不知道。”

“你知道你们娱乐场所出事了吗？”

“知道。”

他显然被我的平静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激怒了，想给我一个下马威，于是神气地对我说：“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是091专案组。091专案组就是法办文强的专案组。也就是说，我们是文强专案组的原班人马在办理你的案子。办案人员都是千挑万选的高素质警员，经历了无数次经典案子，是筛选出来的“打黑”精英，“打黑”英雄，停了停，接着说：“我对你们公司非常了解，你们那群人不懂事，没有一个懂政治的，一个个只晓得挣钱。是的，你们公司很有钱，估计净资产有20亿，账上也有好几亿，再让你们发展几年，将不可收拾。”他拧开矿泉水瓶盖喝了一口，正当我在揣摩他话中的意思时，他提高声调，凶巴巴地说：“改革开发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形势发生了变化，私有经济国有化势在必行。50万是你的，500万是你的，5000万也可以是你的，多的都是国家的，如果共产党认真的话，85%以上的私有经济将被摧毁。

我被他连珠炮似的惊天大话说慒了，心中忐忑不安，难道外面的政治、经济形势真的发生了巨变，国家又要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已经降临了吗？要不然一个小小的警察怎能说出如此气壮山河的大话。

沉思之即，魏新接着说：“所以你必须无条件配合办案。“

配合，怎么配合，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要我怎么配合。于是我向魏新说出了我的疑虑。

魏新很难看地挤出一丝笑容地说：“不懂不要紧，我可以教你。老实说，还是我们要办你，是上面圈定的，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既然被上面圈定了，你们就跑不脱。我说你们不懂政治就是不懂政治，如果给市里的关系搞好点，谁会来查你，如果提早能在王立军抚恤基金上赞助几千万，也许不能搭上”唱红打黑“的末班车，逃过一动，现在说什么都迟了。现在你唯有配合，别无选择。”

我不耐烦地问：“我清清白白要我配合什么。”

魏新不容地说：“你有两条路选择，一是完全配合办案人员的询问，老老实实交待总是，争取主动；二是检举揭发，争取立功，不要有顾虑，不要企图侥幸脱身。老实说，你那点事算什么，还不是我们一句话，如果你顽抗到底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不怕你沉默，我们可以有罪推理……”接着魏新给我讲述了有一个人杀了人不认罪，最终被认定有罪，被判了死刑的安全，随后问我一些讲和如家庭情况和简历的问题，做了笔录，签了字，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好好思考我对你说的话，我不怕你顽抗，至今还没有哪一个人在我们专案组面前不屈服，不低头。我老实告诉你，就你现在坐的“老虎凳”，曾经有一个很“刚”的毒贩在上面坐了半年，最终被坐瘫在上面。你不会也要尝尝这个滋味吧。”

前后差不多折腾了二个小时，临走之前，他安排两名(后来是三名)协警来看管我。协警带着棉被、烤火炉等东西进屋，又搬了一张沙发安放在进门方向最前端的墙角。一切准备就绪，魏新把二人带到我面前，义正词严地对协警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嫌疑人，你们要给我严加看管。总之，没有我们专案组成员同意之前，不准睡觉，不准喝水吃饭，不准大小便，更不准解开他的手脚，要让他好好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说完他和另一名办案人员走出了房间。

魏新二人离开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只听到两名协警小声说话的声音，窗外的秋雨漱漱地下个不停，一阵阵寒流紧逼而来，我才开始后悔出来之前没有多穿点衣服和没有穿上鞋子，鼻子也堵了起来，头隐隐作痛，我想我大概是感冒了。我想活动一下，然后脚手都锁着，换一个姿势都不能。并且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我感觉全身僵硬、手脚冰冷，然后开始麻木。尽管我的身体十分困乏，但精神一直撑着，我想大概是恐惧的原因吧。我真的按照魏新说的那样仔细枪战和回顾一生的经历，但是我真的找不到自己作过什么犯法的事，难道他们在诈我吗？我又想起了李俊的俊峰公司，我没在那里上班，不了解他们公司的情况，但从来没听说公司的人有什么案底。李俊的事去年已经了结，还有什么事呢？想着想着头痛得发炸。我想，莫非真的是一场政治风暴爆发了吗。

在深夜中苦苦地站列着，渐渐地外面的天光亮起来，我感到又饥饿又渴，但是我没有向协警提要求，因为还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想解小手，我向协警央求，雷协警怎么也不答应。渐渐地，下体下体越来越难受，先是发胀，然后是发痛，我咬紧牙关忍着，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让人这样憋着是多么难受的事。

为了分散注意力和减轻内心的恐惧，我找机会和协警搭讪。协警起先不理我，后来间或应我两句。他们说，像我这种事在外面找到他们的话可以随时脱身，现在他们无能为力了。我不相信小小的协警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后来从他们的口里得知他们的工资才700元钱一个月，可是他们嘴里却叨着玉溪烟，也许他们真有这个本事吧。

闲聊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是感到外面的天色暗下来了，恍惚中似乎听到外面电视里传来《新闻联播》开播的声音。我才知道是第天晚上七点多钟了。雨停了一阵又下大了，坐在“老虎凳”上的我好困顿，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前列。又冷又饿，下体胀痛得冷汗直冒，然后又变得麻木；浑身肌肉僵硬酸痛，手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肿了，心中的恐慌在一点点积累，在渐渐加剧，我感到自己忍耐力已经撑到了极限。我真是快憋疯了，被他们晾在一边不理不睬令人烦燥不安，我多想办案人员来找我，就是被打被骂也比这种孤独的折磨好受一些。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办案人员走了进来，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人年纪五十多岁，看起来很随和；另一外名年轻人身材高大威武，长相凶狠暴戾，穿一件风衣，看起来很霸气，我如获救命般对他们说：“我要解手。”

年轻人根本不答我的话，凶巴巴地吼道：“李修武，老实回家我，李俊最近是什么时间见面的。”

我说：“好久没见了。”

他又问我：“什么时间通过电话。”

我说：“很久没通过电话了。”

他接着问：“认识办案人员吗？”

我说：“认识。”

他眼睛一亮又问：“是怎么认识的。”

我说：“抓我的前一天在小区碰到过。”

年轻人不耐烦地说：“别给我绕圈子了。老实告诉你“

10-10专案组”成立之时，我们做了周密安排和布置，办案人员同吃同住，统一行动，统一步骤，统一安排，每个人都签了保密书。李俊的行踪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就在我们准备实施抓捕的前两个小时，李俊的行踪突然消逝。我们怀疑我们之中有内鬼。”

年轻人停顿了一会接着说：“局长(郭维国，专案组组长)开会时大发雷霆，非常生气，断定有人通风报信，决定深挖内鬼，严惩不贷。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内鬼是谁，我保证你没事。”

我觉得这人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在叫嚣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内鬼。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听到我的回答之后，他火冒三丈，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用一个黑罩蒙住我的头部，一阵密集的巴掌向我袭来。

老实说，经受了20多个小时的折磨，我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整个脑袋痛得都有些麻木了，巴掌扇在上面，真是舒服极了，就像一阵暴力的按摩，我根本感觉不到痛，而是一阵舒麻，它让我清醒了不少，精神也好了许多。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打吧，重重地打吧，最好把我打死。”年轻人又对着我一阵捶打，嘴里不停地骂娘，可是他只是把攻击点集中在头部，我多想僵冷的身体也能“享受”一顿痛打。年轻人打累了，骂完了，又接着问，但他就算把我的牙撬了，也不会有结果，我不知道啊，见问不出所以然，年轻人恨恨地走出房间。屋内似乎安静了一些。那两个年长的办案人员若无其事地交谈着，好像就怕我听不见似的。他们谈的是“金龙玉凤”的事，说那里的美女如何漂亮，里面的消费、服务如何如何，说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最后又谈到我们的案子，说不管我认不认都会被定罪判刑，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主动承认，会少些皮肉之苦云云。

这时候年轻人又走了回来，接着问：“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知道要动你们了吗？”

我说：“知道，有30个人要查我们公司。”

年轻人对我的回答显然很意外：，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很多人都知道。”

他急切地问：“是谁告诉你们的。”

这时我才感觉我的回答把他引入到错误的联想上，我不䎵多想了，逐保持沉默。年轻人急了，又甩了我几巴掌，要我老实交代。

挨了巴掌后，打得好舒服，真想多打几下，头脑好像清醒多了，就解释说：“前几天沙坪坝税务局出动30人突查俊峰公司……”哪知我越描越黑，越解释越说清楚，年轻人折磨了我一阵，自己早累了，就又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了。

两位年长的办案人员接着问我：“你说的30个人与我们专案组的人数相吻合，这不会是一个巧合吧，我希望你老实交代。”

这是我才知道刚才年轻人非要我解释的原因。我想，你们骂吧、打吧，我无所谓了，我是清白的。我的眼皮都睁不开了，困意一阵阵袭来，我好想睡觉。恍惚中听到两个年长的办案人员你言我语地说着话：“他们的案子上面早锁定，原来锁定30人，现在抓了40人，现在李俊跑了，如果他不老实交待，把上面惹恼了，估计要抓70人……”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想我还是“认”了吧，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卷进来，但是要我承认什么呢？认命吗？可我又不甘心，现在想来，他们是在演双簧，是攻心战术，目的是瓦解我内心的防线，给我心中造成巨大的震慑作用。说实话，他们的诡计是相当成功的，在那种情况下，我真的已经精神，恐惧到了极点了。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愿说又能说出什么呢？

一次无果的讯问，他们悻悻而去，又把孤独抛向了我，我闭上眼睛打算睡，协警马上不停地摇我的头，我真是不行了，又困又累，又饿又渴，又绝望。我恳求他们给我一只烟，他们不肯，我真没辙了，下体早已胀痛得忍无可忍了，我想，我一个大男人今天要沦落到把悄拉在裤子里吗？我一次次训示要上厕所，声音越来越大，可能是我的嚎叫打扰其中一人的休息，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我开锁。但是在开锁之前，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们冒了极大的风险，叮嘱我造成不要对办案人员讲，我连忙道谢、连忙点头，脚镣手铐打开了，手脚肿得老高，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是我的。我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身体已经不听使了。任凭我大脑积极地指挥，肢体就是接收不到信号。等了许久以后，身体的麻木感有所消退，肢体已慢慢恢复了反应，我慢移动，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却迈不开步，只得在协警的挽扶下慢慢向黑暗的厕所走去。我当时内心激烈地斗争，一方面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熬过苦难，终会还我一个清白，一方面又想，算了，我再也承受不住了，一有机会我就想办法自杀算了，一了百了。真的，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想到要自杀，没有恐惧，也没有多少犹豫。但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在二名协警的严密监视下，根本就没有机会，我后来听到一些“涉黑”人员回忆起那些让人痛不欲生的日子，几乎每一个都说，当时的第一念头是自杀。

走进厕所，好不容易才蹲下去，这泡憋了20多个小时的尿终于可以痛快解放了。可是我却屙不出来，等了好久才挤出一泡很短促的血红的尿，而且伴随着是下体的刺痛。至今我仍不知道，为什么一泡憋了那么久的悄真的屙的时候却只屙出那么一点点。接着我又解了大便，踉踉跄跄走到水管子前，拧开龙头，准备猛喝几口，但一想，要是喝多了，怎么解决解手的问题，只好忍着干渴泯了一小口，事后证明，我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彼此以后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要解手的欲求，以倒是口渴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回到小间，照样是锁上镣手手铐。屁股沾上冰凉的铁板，隐隐有些痛，看来我的屁股都快坐烂了。我对协警千恩万谢，并顺便请示把镣铐锁放松点，协敬说不行。我又请求抽根烟，协警也不许。最后我苦苦恳求睡一会儿，协警说睡觉是绝对不行的。本来我还说吃点东西，但知道说了也白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就这样，在饥饿、寒冷中，又一个痛苦无奈、恐惧、绝望的夜晚，我忍受着感冒头痛，独自被禁锢在地狱般阴冷恐怖的小屋，感觉生命力正在慢慢衰竭，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慢慢远去。第二天白天，我一直在昏昏沉觉，迷迷糊糊地状态中度过。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意志之弦快要绷断，饥饿正在威胁着我的生命。那天发生的事我也记不大清了。好像来过一泼人，又好像是几泼人，他们问我很多问题，也许我根本没听清，简单应付了一些问题，但是至今想盐业，我心中戒备似乎并没有卸下，他们好像也没有问过什么重要的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我心中又哪有他们需要的重要问题。

在这天问我的人中，最后一个登场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三十几岁高高大大的汉子，他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卡住我的脖子，恶狠狠地说：“你前面说的都是一堆废话，什么用都没有。现在我明确告诉你，我对你整不服算我没本事。台士华是你侄儿吧，刚开始还不是嘴硬，结果动真格后，什么都招了，连妈偷人的事都说了。你权衡权衡，是不是也想深深那个滋味。”

我冷笑道：“你们身着警服，对付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你们觉得挺威风吗？”

高个子：“我不给你讲道理，在这里，权力就是道理。我现在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最近干吗频繁地的转移资金；二，为什么你身边以及公司的人都叫你”五哥，五叔。”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他的：“这是公司后，你应该顺公司的人。第二个问题我感觉很好笑，我说：“我的年龄比别人大点，别人就叫我五哥，我儿子一辈的辈分比我低，就叫我“五叔”。难道被人称呼“五哥”、“五叔”也有罪吗？”

高个子趾高气昂地说：“那当然，就凭别人叫你“五哥”、“五叔”这一点我就可以认定你“黑社会”，我就可以把你整死。我明确告诉你，我不怕你，我是外地人，把你整死了我屁股一拍走人，你连我的影子都找不着。”我苦笑，这是什么话，这是一个人民警察嘴里能说出的话吗？就连外面的地痞流氓都要道义，他们简直连地痞流氓都不如。我这才意识到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那天，他们就问了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可是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后来被他们任意发挥、串联、东拉活扯、张冠李戴地罗织了一系列罪名，把我一步步扶到“黑老大”的位置。

当天夜晚，雨又下大了，我冷得浑身哆嗦，单衣单裤根本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皮肤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感冒也在中发酵加剧，鼻涕横渡，头痛分化瓦解，听力也不灵了，双眼迷迷蒙蒙，饥饿袭来，肚腹咕咕直叫，胃里阵阵绞痛，然后是心慌意乱，冷汗直冒，浑身空乏得几乎就要上虚脱。只能在嘴里反复吞咽着唾液，可是就连唾液都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觉得口干舌燥，胸中似乎干得快要烧起来。我真是不行了，迷糊中感觉快要死去……

25号上午，那是我后来推算出来的，正在我饿得眼冒金星，感冒得快要死去的时候，黄定良—这个我后来一看见就会恐惧得浑身战栗的魔鬼闪亮登场了。他们一共来了两个人，黄定良长得虎背熊腰，官态十足，他的后面后面还跟着一名表情严肃的警官。黄进门后像老友重逢样给我打招呼：“李修武，你这几天辛苦了。”我一听，精神顿时好了许多，多么润肺的话啊。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这句问题是多么的抚慰人心啊。难道救星来了，我的思绪在快速打转，准备了满肚子的委屈话要向这个来“解救”我的大官诉说。但他不给我开口的机会，开始介绍：“我叫黄定良，市中区刑警队政委，这位是打黑去除的陈警官，是与我曾经一直侦办过大案要案的最佳搭档。你要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语无伦次地说要吃饭、要喝水、要看病、要方便、要抽烟……说了一大堆，然后 静静等待他的“恩赐”。

他笑吟吟地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只要你配合我们把一些问题搞清楚。”说完之后，在他的示意下，陈警官打矿泉水瓶倒了一小纸杯搁在铁板上，我千谢万谢之后，贪婪地舔了几口，多么甘甜可口，那可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水。黄政委也从袋里掏出一包云烟，对我说：“我不抽烟，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赶忙道谢，心想这是多么好的人啊，我接连抽了几只，感觉很安慰，精神好了不少，也不那么饿了。陈警官打开电脑，紧盯着我双手不停地按键，间或移动鼠标，好像在描我的相，还自言自语地说：“不像犯罪相貌。”我仔细看了看，显示屏后面贴着几个醒目大字：黄定良政委。我感到温暖极了，好像看到了希望，他们是来拯救我的。我于是打起精神不断向他们倒苦水：“什么案不案，罪不罪都与我毫无关系，我的所作所为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家庭、对得起自己。我堂堂正正做人，点点滴滴做事……”我滔滔不绝地反复向他们苦诉衷情和委屈。开始，黄政委还能耐心地倾听，保持着他的仁者风度，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最后终于忍不住勃然大怒：“我跟你好说，你以为我软弱，我是来办案的，不是来听你诉苦的。”他的“反常”表现令我大吃一惊，正在我一惊一乍，云里雾里的时候，他把桌子拍得山响，说出了多么狂放的：“我明确告诉你，我们是091专案组，我们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重庆人民、代表这个时代，也就是代表薄熙来、王立军在“唱红打黑”的大好形势下把你拿下。有没有罪不要紧，说不说无所谓，就算你再干净我也要把点点滴滴的灰扫盐业，把大大小小的事串起来扩大十倍、二十倍，看你黑不黑。你不要想不通，刘少奇、彭德怀够伟大吧，打倒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需要，打倒你是薄熙来、王立军时代的需要……多么肆无忌惮、赤裸裸的论调啊，像一个晴天霹雳在我的脑中炸响，把我一下从温暖的春天拖到了冰冷的冬天。它使我惊醒，使我真正意识这些人都想给我清白的身体上抹黑，把我搞臭，打倒我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我绝望地想到，看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是背定了。强烈的失落感和内心的作痛使我决定保持沉默。惹得黄定良恼羞成怒，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大放厥词，然后满嘴脏话骂骂咧咧，后来又用黑罩子蒙住我的头，一通乱打……断断续续地身心折磨一直延续到晚上，大概是累了，他的口气才缓和了一些，又开始和声细气地问一些题外话：“你哪里人。”“湖北人。”我一回答就知道上当了，他难道还不知道我住哪里吗？他是在引诱我与他搭话。

“你知不知道林彪也是湖北有。”他问

“知道。”我说

 “林彪是黄石人还是黄岗人。”他问

“大概是黄岗人。”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尽问些无聊的话。接着二人就开始议论起林彪来，说林打仗如何如何了得，后来他们的底座又转到湖北人身上，说曾经认识的湖北人怎样狡猾，越说越恼怒，突然黄定良指着我的头破口大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最狡猾最坏。你真的藏得深，全公安系统没有一个了解你的。你藏得再深，我也要把勾加长烧红后把你这个乌龟王八蛋陶出来，你跑得脱，马脑壳，我要撬开你的嘴，拔掉你的牙，看你说不说。我不把你这个缩减乌龟法办我就不姓黄。”

我一听全懵了，现在什么世道，怎么警察也是这种流氓腔调，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既不是美帝苏修、草寇蒋匪，犯得着这样对我吗？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我不是黑社会，他们都是真正的黑社会，我问他们法办也是要有罪呀，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这一下又把黄政委惹恼了，又开始放厥词：“有没有罪不重要，关键是要治你。你知不知道，共产党为了解放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用几千万生命换来的今天，实在来之不易，今天共产党领导的千军万马在独木桥上与你对峙。是你让步还是我让步。”

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平凡老百姓即使犯了罪又怎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后来我想，他们是实在找不到我的问题而用这些大话来压制我，使我受到震慑而屈服，使我在他们罗列的笔录上签字。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他又对我说：“你还是认了吧，反正都栽了，你要为别人着想，你应该像个男子汉，多担当，再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公司的原始结果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鲜血，你们是大坏蛋，是人民的敌人，比杀人犯还坏。别人的眼睛是黑的，你们的眼睛是红的，别人的心是红的，你们的心是黑的。我知道你心存幻想，我劝你还是早断了那个念想。”他尽情表演他良好的口才和无赖的嘴脸。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根刺扎入了我的心里，使我对这个世界的是非善恶分不清了。他就是一个市侩，似乎又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法官，随时会把我拖出去枪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为了表达我的愤怒和表示我无力的抗争，我保持沉默，任他们怎么问，我都沉默不语。

黄定良看软硬兼施的方法都用完了，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他是真急了，踱着步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突然，他指着我的头：“李修武，你到底说不说，不要逼得我赶尽杀绝。”

我仍然沉默不语。

他接着说，你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你儿子想想，老实说，你儿子也是有罪的，我们看他年纪轻轻，没有忍心抓他，你不要逼我。”我想，你们诈我吧，我儿子一个学生能有什么罪，看你们演吧。

黄定良被我的平静惹恼了，说：“都说虎毒不食子，看来你不搭上儿子不会甘心。”说完他就拿出手机拨号接听。天啊，他真是在发号施令抓我儿子。

我一听，急得冷汗淋漓，我赶忙说：“黄大爷，你饶了我儿子吧，我什么都说，你想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黄定良见他的诡计奏了效，洋洋得意地说：“迟了，你等着和你儿子见面吧，估计不到半个小时你们父子就可以狱中团聚了。”

我内心那个悲伤啊，我想着去与他拼命，可是我浑身不能动弹，泪水不禁漱漱而下。我的儿子啊，爸爸对不起你，从你生下来到现在父子总共一起生活不到4年，小时候你在外公外婆家生活读书，我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大学毕业后，你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就到重庆边工作边读研，你连重庆的地皮都没有踩熟，你有什么罪，这是迫害啊……正当我沉浸在对儿子的自责中时，听到了外面脚步声和人声，我仔细分辨，真的有我儿子的声音。我的心都碎了，脚镣手铐摇得“叮当”响，我恨不得马上死去，这时，黄定良从外面进来，笑吟吟地说：“听到儿子的声音了吗？”

我说：“你把我儿子放了吧，你把我弄死也不悔。”

黄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于是他对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知道的我说了，不知道的就任由他们写。陈警官在魏新等人笔录的基础上又加上今晚的内容，包括他们自由发挥的内容，写好后推到我的面前叫我签字。

我说：“我儿子放了吗？”

黄说：“放了。”

我犹豫了一会，内心的孤独无援、酸楚委屈再一次化作作汹涌的泪水。我彻底垮了，崩溃了。我豁出去了，看都不看内容就一股脑儿签了。签了之后，我居然有一种意外的轻松，我多想这是一次执行死刑的签字，我真想一了百了。好不容易才送走这个恶魔。深夜，因为体内的能量耗尽，再加上几天来连续下雨，冷得我浑身筛糠。手脚早肿成几根大棒，下肢几乎失去了知觉，而屁股由于长时间坐在冷硬铁板上，已经坐烂了，好像沾在了裤子上。最要命的是饥饿，饿得昏天暗地，气若游丝。对，就是气若游丝，我真正体会了这个成语的内涵。每一口吐出去的气都没有收回来的力气，我感觉灵魂正在从我的躯壳中抽走，感觉生命的脆弱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口里又干又涩又苦，我挣扎着拼尽力气呼喊：“我要吃饭”。其实我能发出的声音已经很小很小。在烤火的两个协警再也忍不住了，几次给专案组打电话都没有结果。最后一次协警解释说：“专案组人员说了，饿不死，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人在地下埋了八天八夜都没有死。”

我彻底绝望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自杀解脱。于是我又对协警说要解手，协警怎么也不答应。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想死都死不成啊!

大概是10月26日上午吧，黄、陈二人又来提讯。看见了他们我就心头发紧，头痛也加重了几分。黄笑嘻嘻地说：“精神不错嘛，想通没有。”

我可能听力出问题了，好在他是大嗓门，勉强能听清。我说：“想通了，把血放了，好解脱。”当时头晕目眩，二人的话听不大清。午饭后，二人进来后，开始谈天说地，谈形势，还“关心”地给了我半杯水，说：“省着点喝，免得上厕所。”我只能歪着脖子舔几口，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讯问开始，黄谈起了轻松的话题：“李修武，你觉得中日钓鱼岛问题会发生战争吗，美国会卷入这场战争吗？”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这种话题真是太无聊了，就简单应付了几句，哪知他越说越有劲，似乎打算把我身上这点仅有的力气耗干。我终于忍无可忍，我说：“黄政委，我服了，认了，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你怎么说我怎么签，不要给我绕圈了。” 这时，陈警官就拿着俊峰公司许多大大小小的资料铺在桌上，其中有张是标注着集团公司各单位各部门名称的绘图。他们事无巨细地问，我简单地回答，也没问到什么问题。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好像我还同他们谈到了李俊早年开办公司的时候，由于缺钱，我们全家人前前后后在我的担保下借给过李俊200万元。其实我只是聊了一些家常，哪知他们写了很多，就像逮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又问到2000年成立集团公司时，我持有公司股份1%的问题，我解释说，当时成立公司时，按照相关规定，必须要有2名以上的股东，李俊就把百分之一的股份转在了我头上，是零转让，只是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意义。还问到了2009年7月李俊把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转到我头上的事情。我解释说那也是零转让，是代持股，只是一个形式。我既不能控制公司，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最后还谈到了“金龙玉凤”装修的事情，我都作了如实回答。不曾想，这些讯问竟也成了最后定罪判案的重要“依据”。断断续续审讯到晚上，最后他们要我签字，我想把笔录看清楚，但是折磨了几天后，我的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总感觉有些发挥和变味。他们催促我快签，黄说：“签吧，没有写什么。”我僵持了一阵，手不停地颤抖。陈说：“你要尊重我们的劳动，签个字只是态度问题，什么都没写，只是应付领导，我们忙了几天，总要给领导一个交待吧。这些笔录不管怎么写，不管怎么解读，都需要人证、物证、书证来证明的，你不签字叫我们怎么收场。” 在他们的诱骗下，再加上我确实不想和他们纠缠了，便签了字。他们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是夜，寒冷、饥饿、孤独、恐惧、绝望抱团来折磨我。我所有的承受力都到了临界点。饿到最后也不知道饿了，冷到最后没了知觉，头痛到最后也不痛了，感觉时间已停止、空气已凝滞，恍惚中只剩嘴里那点微弱的气息飘进飘出，随时都有停歇的可能。糜烂的屁股沾在裤子上，整个下身失去了知觉，只有那颗倔强的以及还在坚强的跳动，似在告诉我，坚持，你还活着。全身的体力几乎耗尽，眼皮闭上就睁不开，睁开就闭不上。真的，我那时才知道，人真正摆脱肉体之前是没有多大知觉的—不冷、不饿、不痛、身体绵软，似乎随时都会飞走。

冥冥中不知过了好久好久，后来仔细回忆，大概是10月27日的上午，黄、陈二人再次“造访”，我连头都没有抬，我对他们的伎俩已经失去好奇心和恐惧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把你们的招数全用上吧，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我那里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黄定良又问了一些问题，也许我根本没有听，也许我根本听不着，我什么都不说，并不是我要反抗，而是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也没有说话的兴趣了。

黄不甘心，使劲摇晃着我的头，说：“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终于还是吐出几个字：“你问吧，尽量少问，我没力气了。”

黄才又说道：“我本来是办李俊的，他逃跑了，只有你来顶缸，现在就是你的主犯。”

他终于还是说出了他们的阴谋，也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是无罪的，但是他们需要我来“承担”“黑老大”的责任，只有把我这个“黑老大”的罪名定下来，才能给更多的人定罪。我当时想，把一切都栽在我头上吧，我只想早点解脱。

黄定良接着说：“要说你确实也没有什么，你外甥是“法人”，但他到公司上班的时间太短，只有你来承担更多了，原来打算定你的外甥为第一被告，可能现在要把你定为第一被告，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费力地说：“死都无所谓了，我还在乎什么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们尽管把我住死里弄好了。”

紧接着，他又说起了“金皇冠”、“金龙玉凤”等娱乐场的事情，反反复复都一个词—卖淫。出于义愤，我本能地反驳了一阵，后来觉得自己的反驳是枉费力气，在强权面前，所有的辩护都是多余的，就任他们说好了。只是感到太难过，真是欲哭无泪呀，不要说这些场所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算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又关我什么事呢？我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好之后我签字就行了。”

黄定良说：“早点这么听话，哪里会吃这么多苦头。”最后他又问起一件事来：“98年的时候你晃是打过一个警察？”

我说：“我就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打过，不要说打警察。” 

黄说：“那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让我来提示一下，98年年底，你在金皇冠舞厅门口殴打了一对前来打公用电话的夫妻… …”

我仔细在记忆仓库中搜索，想起来了，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真是心寒透顶，他们为了把我搞臭，真是挖地三尺、费尽心机啊。问题是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金皇冠舞厅门口有一个电话亭，包给了一个叫何春香的女子，那天一对夫妻到这儿打公用电话，打完之后，男的或者没带钱，也或者平时打电话别人也没有收过他的钱(因为他是一个警察，是那天他穿的是便衣)就不想付钱。何春香不干，那女的只好掏出一张50元的大钞要何春香找补，找补后她嫌钞票太破旧，便和何春香争吵起来。争吵声被舞厅跳舞的人听到，他们可能经常到这儿来耍，和何春香很熟，就跑出来打抱不平，结果双方发生抓扯打了架，当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对面的面馆吃面，等我走到现场时，纠纷已经结束，当事人和围观的人都散了。我跑到二楼确实看见舞厅经理和那对夫妻被请到了派出所，当时派出所就解决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插曲、小纠纷，11年过去了，这件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从来没有人来问过我，现在为了整我，连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翻出来了，他们真是处心积虑啊。不仅如此，他们还杜撰出一个“真实”的情况，说那天那个女的抱着我的大腿喊饶命，而在派出所的档案里，竟然留有我的笔录，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警官做着笔录，把笔录改得面目全非，把打那两个人先说成是李俊、魏文清所为，又觉不妥，又改了改。深夜，黄、陈二人冒着大雨把笔录打印回来之后，要我签字，我迷迷糊糊看到上面打那夫妻的人变成了我，就不想签，因为我觉得这样太对不起自己了。

黄定良就用手指敲着我的头说：“深更半夜的，大风大雨我跑进跑出，难道我吃饱了没事干。男人要敢于担当，就是打了又怎样，不时是一件小小的民事纠纷，你怕什么。”我当时想，也是，死都快死的人了，还怕什么，就稀里糊涂地签了。说实话，若说我所有罪名都是冤枉的话，这件事打在我头上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所有的“犯罪事实中”，这是我唯一知道内情、事发后在现场的案例。

签字完毕之后，他们准备走人，我就用近乎乞求的口吻对他们说：“字也签了，你们的目的达到了，我要吃饭，要不然我会被饿死的。” 黄却轻松的地说：“汶川大地震时，有人在楼底下埋了8天8夜都没有死，你死不了。”其腔调和前两天协警说的如出一辙。我绝望透顶，多么冷酷无情的魔鬼，我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又一个凄风苦雨，绝望无助的夜晚，我瑟缩在冰冷的小屋里，在奄奄一息中不知生命何时终结。我不吵也不闹，再也不提要求，我不再相信他们有怜悯之心。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走，或许意识模糊的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世界在我心中已进入永恒的状态。冥冥中不知捱过了多少时间，隐隐感觉天亮了，我又多活了一天。

很久很久，那两个我不愿意看到的人又出现了，那应该是10月28日的午后吧，看到他们时，我反常地握着拳头，咬紧牙关，我是在用我最后的力气来发泄我的愤恨吗？黄政委用手指戳着我的头轻蔑地说：“看来你握着拳头想要反抗，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都无法与人民政府对抗。” 我用仇恨而又绝对地目光看着他们，居然身体生起了寒冷的感觉，在此之前，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接着他们又东拉西扯地问了我一些陈糖烂谷子的事情。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就会着，询问的许多细节已经记不大清了。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问张文兵的事，另一件是问担保公司的事。

张文兵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张文兵在沙坪坝是出了名的混混角色，曾与一外地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加油站，后来为了挤走合伙人，机关算尽，耍了不少花招，有一次他的合伙人被殴打了，我估计是他干的。可是那合伙人却跑到我面前苦苦向我央求，叫我放他一马，把我还搞糊涂了，这多半又是他挑拨的。大概是2002年时候，张文兵的加油站不知被谁砸了，他怀疑是我所为，就开着车到我工作的杨公桥加油站闹事，把我打了个猝不及防。我一气之下，就把他开来的汽车的胎气放了。由于头被打出了血，我就近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从医院出来，派出所的人把我带走了。后来在派出所的调解和协商下这件事就平息了。很多年都没人提的事，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翻出来了。

担保公司后更加蹊跷，大概是2007年或者2008年的的时候，李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以发起人的名义成立了这家担保公司，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公司的名字，至于公司所谓的非法经营，放高利贷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但他们非要我承认这些都是在我的操纵或者说纵容下进行的。至于我为什么会承认，那是因为，在当时身心俱疲、绝望透顶的情况下，我已经豁出去了，再加上他们不断威胁我，说如果不承认，就把先后在公司担任法人的我的外甥媳妇和侄女抓起来。我想他们是无辜的，还是我来承担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那天他们一直折磨我到晚上晚上11点多，陈警官把笔录做完，二人商量一下，就要我签字。并且要我写上“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说的完全一样。”我说笔录一点也看不清，当时我的视力已经很模糊了。陈说：“这些笔录都是在原有笔录的基础上的重复，快签了走路，不签难道还要坐在这里让我们陪你。”我想签吧，脑壳都进去了，还在乎身子，就这样在笔录上签下了我在这间小屋里签的最后一个字。

 我一生中所遭遇过的最残忍的折磨和迫害就这样结束了，它远比我一生所承受的痛苦还要多。他们大概认识已经达到了目的，已经搞到了足以把我打成“黑社会”的所有“罪证”，在28日12点左右，他们给我松绑，后来在看守所看到时间后，才知道我在那间“人间地狱”似的密室里被折腾了144小时。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连我都无法相信那些，那打着正义与法律旗帜的办案人员，是如此的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地摧残和迫害一个尚未被刑法定罪的嫌疑人。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法律观念，没有了法律精神，他们就是法律。他们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疯狂，那种冷酷无情的残忍，那种变态的人性扭曲，真正有愧于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光荣称号—人民警察。这段特殊而痛苦的经历，使我深深地震憾，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光鲜 ，这世界仍有阳光照不到的黑暗，在当时的重庆，以薄熙来、王立军为主导的政治，已经绑架了公权和法律，达到了手眼通天，为所欲为的地步。他们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有违国家的大政方针，大肆开展扫黑行动，不知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折磨了多少嫌疑人，也不知夸大其词地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这完全是对法律的践踏，是对法制精神的亵渎，在强权压制下，我，一个渺小而平凡的人，又怎能与他们强大的势力对抗，又怎能不卷入这种蓄谋已久的风暴，又怎不落入他们精心算计的陷阱。我后来总结过，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罪，但我必须有罪。

原载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