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腐败现象，但我认为最大的腐败，对社会危害程度最严重的是司法腐败，而重庆“唱红打黑”涉及的众多冤假错案，正是司法腐败的典型，它集中地云集在薄王当政的几年里，从刑侦到检察，从判刑到入狱，从司法到媒体，都展示了强势官员“徇私枉法一条龙”的狂妄野心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残忍的手段，仅就《李修武家书》所披露的冰山一角，使人们窥视到了司法领域的腐败程度，已达到不彻底纠正就将亡党亡国的可怕地步。但是，周永康和薄熙来为首的贪腐枉法集团，虽然已臭名远扬，但并未受到清算，不仅余党遍及全国，跟随者众多，而且它的主要成员黄奇帆，张轩，李剑铭，钱锋，刘克勤等重要成员，还任要职，一些得到过他们好处的人，还在以各种借口为其招魂翻案和鸣冤叫屈，由其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都没有平反，这是下一步廉政建设的主要障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应当把拨乱反正放到重庆工作的首位。

回顾重庆几年前发生的故事，当“唱红打黑”如火如荼之时，山城已不像中央集权下的直辖市，而更像一个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重庆日报》刊文自称是“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领跑”九州，全国的许多著名的活动以至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会议都跑到山城召开，这座抗战时的“陪都”因为薄王的乱法和谎言而成了空前聚焦媒体的“大舞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帮闲文人”络绎不绝，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年会”，都在2011年9月17日至19日，跑到重庆去开，原本在海外创办一些非常有名的报刊也去跟风，全球50个国家，400名媒体老板相聚捧场，美国的《纽约时报》，CNN等也成了拍马屁的“领跑者”，总之，海内外與论一片令人肉麻的叫好声，原因何在？简言之：腐败，因为这些人拿到了程度不同的好处，至少是混吃混喝，当然，文人次之，首先是司法领域的腐败。

当时曾参与“黑打”的公检法的人，很多是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起码也是学士学位，像重庆高院院长钱锋还是拥有10年政法记者的精英，其经历类似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他们即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难道一点也看不懂薄王的违法之处吗？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间屋子只有100平米，里边有100张桌子，他们信了；又说有1万张桌子，他们不仅相信了，而且一片阿谀奉承的赞美，没有理会屋子的最大容量，这一比喻是对“640个黑社会”的最简单而形象的揭示，中国的重庆再“黑”，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黑社会”，为了取悦于强势领导人，大家都在赞美皇帝的“新衣”，薄王就是用如此低级的智商，忽悠了成千上万的人，让我直白地点出其中的秘诀吧：司法腐败是“唱红打黑”的经济动力。

2008年，薄熙来把辽宁小城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调到重庆，就是为其政变培植地方武装的，而“唱红打黑”是为了抢钱买官和排斥异己的“前奏曲”，众多的民企老板成了牺牲品，而砸烂公检法，成立270多个专案组，把法院当成了摆档的前提条件是，先让参与“黑打”的人升官发财，从李修武，曾智强案等披露的信息看，很多人在“黑打”过程中都借机抢钱，这正是他们紧跟薄熙来的原动力，也是至今数以亿计的民企钱财并未全部进入国库的原因，所以，这次酷似文革的劫难与1966年文革有所不同，每个参与的人，从一开始就应当知道这是徇私枉法，但因为个人有好处而瞒着良心肆意枉为。

所以，270个专案组就是数以百计的违背司法程序的“抢钱”小分队，即使级别最低的小警察抢不到大钱，也可以混吃混喝，他们在“抢钱司令”王立军的带领下，选择了“铁山坪”等众多的农家乐和度假村，作为刑讯逼供的场所，这里当时关押了数以万计的民众，单一个忠县就有46个追逃小组，这不是我编造的数子，重庆人可以到图书馆去查阅官方的报道，而如今网上都没有了，官方心虚，删除了丢脸的文字，不等于历史上没发生过“大事件”。为什么使用“度假村”和“农家乐”，而不用看守所，究其原因，一是抓捕的人太多，看守所人满为患；二是它地点隐蔽，便于枉法追诉，指鹿为马；二是设备齐全，环境优越，便于办案人吃喝玩乐。这正是司法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而贪腐的总根子是周永康独掌政法委大权，他们多年来把“维稳”整人当成了最大的生意，使国家虚构了数千万的敌人，极化了社会矛盾，耗费了民脂民膏，使“击鼓传花”的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

细数重庆以前包装虚构的黑社会和“黑老大”，从黎强到李俊，从陈明亮到彭治民，没有一个不是有钱的富翁，有的资产数千万，有的资产数亿元，都一瞬间化为烟云。薄熙来抓生产，搞经济没本事，但徇私枉法是内行，而且来钱最快，只要罗列了原罪，签一张刑拘证，抓了人质，就立刻可以勒索钱财，而且还骗取一个好名声：为老百姓“打黑除恶”。就公检法的公务员来说，听到要办有钱人案子，立即精神百倍，即使有的没参加专案组也高兴，因为批捕，判刑，劳改，劳教的人越多，求他们办事，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行贿的人就越多，里外上下都是钱，所以，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打黑运动”搭建了一个“大案板”，把肥猪般的富翁强力地按在上面，薄熙来手举红色的“杀猪刀”剪彩，旁边围满了公检法的红眼者，每人手里都拿着小刀，都想从富豪身上割下一片肉，薄王把“猪纣子”，“排骨”等好肉切走，剩下的由下级分享聚餐，总之，“唱红打黑”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司法贪腐的兽性，极大地破坏了法制和程序，某些方面为十年文革所不及，所望其项背。

这方面的事例尽管被重庆官方掩盖，但有一些读者还是知道了，记得中新网2011年12月14日报道，有一个人叫王某的人，被挖出了32年前的贩卖妇女的罪行，媒体做为“打黑”的成绩大肆宣传，我查了一下，原来他最早在重庆，曾引荐和介绍17个农妇到外地打工和嫁人，收了450至500不等的费用，就成了“人口贩子”，但真正的原因是，他现在已是在外地发展的大老板，有亿万资产，我看出了门道：王立军的弟兄们之所以不顾国家法律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挖地三尺，就是为了一个字：“钱”。如果说，这是官媒透露的故事，不一定有说服力，那么，彭治民案的二告，原重庆华宇广告公司的老板曾智强的亲身经历，更有说服力，我与曾的母亲彭佩瑶等亲友有过恳谈，据说，2010年6月21日，曾智强是由专案组人员从成都抓捕用汽车拉回重庆的，途中汽车要加油，公安局“091”的人强令他以自己的信用卡结账，而开具的发票并没给他，其实，他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给了发票也没有，单这一件小事就说明司法腐败是多么严重。毫无疑问，参与抢钱的公检法司很拥护薄熙来，王立军，因为这给他们送来了锦绣“钱”程。请问，重庆2007年12月以前，从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到汪洋，有哪个地方领导人敢于这么干？而这一切的司法贪腐的恶行，薄熙来在大连干了十多年，从金县到宣传部，从副市长都市委书记，凡是紧跟他徇私枉法的，哪一个没发家致富？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车辉）就贪污受贿数千万，所以，至今怀念他的势力小人很多，他们得到了物质利益，心里能不感激薄熙来？

有媒体披露说，王立军身边的秘书揭发市公安局的食堂非常奢侈，每顿用餐都华美可口，而不用个人掏腰包，我更相信是像征性地出点小钱，超支部分由他人赞助，因为他抓住了人性贪财占便宜的弱点，先是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用司法腐败拉拢他们，再利用专政的工具去抓人整人，即用软硬两手逼迫或诱惑他们跟随薄熙来冲锋陷阵，薄书记要的是中南海的最高权力，下面的“马屁精”要的是蝇头小利。这就是为什么王立军搞了奖励民警的“英烈基金会”，民警程明“打黑”累死了，不仅成了烈士，家属还得到了抚恤金100万。其实，国家通过税收已经拿走了钱款，养活了公检法，何来再赞助？王立军不过是把司法腐败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已。

所以，薄熙来和王立军不断扩充重庆警察，在全国第一个把“装甲车”开到闹市区，第一个下令制作高档警服，第一个成立“女子骑警队”，第一个设计“红雨衣”，第一个成立“国宾护卫队”，第一个把退休下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成“国宾”来招摇过市，第一个云集西南几省的许多政法干部去山城开会，向薄熙来效忠，等等，这一切的费用都来自司法腐败，也最终是为了薄熙来篡权谋利。总之，薄熙来与周永康暗渡陈仓，用司法腐败，腐蚀了干部队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颠覆了公检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使地方的公安，国安堕落成内斗整人的私人工具，制造了“一坨屎”等大量冤假错案，搞乱了大连和重庆，差一点搞乱了中国。

笔者积18年党报记者之经历，又饱尝5年多薄熙来制造的“文字狱”之苦，深知司法腐败的危害性，它是中国人民身上最大的毒瘤，必须切割。我对薄王在重庆的徇私枉法罪行恨之入骨，不平反寝食难安。如果不是切身体会，我真的不会相信薄熙来利用人性弱点，大搞司法腐败的一些细节，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其实，中国并不乱，大多数老百姓对政府是比较满意的，即使不满也是想要“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有了周永康和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虚构，夸大和编造敌对势力，有意制造社会矛盾，企图篡权上位，才使国家动荡，民怨沸腾的，他们为了钱财而挑拨内斗，再用危局去要挟上级，要人力，财力，物力，安排亲友党羽，搞得重庆鸡飞狗跳的，连公安局长都夜奔了。如果没有“唱红打黑”，重庆民众安居乐业，何来山城如今的困局？所以，借薄熙来，周永康事件所要抓捕的不仅是一群“大老虎”，而是要根治中国的司法腐败。

2014年1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万维网2014年1月7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