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很多人对政要等社会名流的家况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记者们为了媒体的看点和卖点，也热衷于追逐名人，尤其是官场上的聚焦人物，在加拿大，可能没人不知道伍冰枝女士的，她不仅担任过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节目主持人，曾是加国新闻界的翘楚，而且，还当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委任的第26任总督，也是第一位华裔和第二位女性的总督，2002年，她兼任加拿大三军总司令，曾亲自探访驻在阿富汗的加拿大士兵。对于上个世纪的我来说，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个特怔更重要，他父亲伍英才30年代曾在大连工作过，1999年出版的《大连日报》对此有详细的报道，我有点好奇，也巧遇便利条件，伍冰枝是1999年10月7日宣誓上任的，正好在这个月底，有一个英国留学生于多伦多成立了一个华人媒体协会，曾邀请我访问加拿大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行前我有一个自己的梦想，要见伍冰枝，并自以为稳操胜劵，那时，我年轻气盛，自以为想见的人一定都能见到。

然而，在异国它乡，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华文媒体的老板或记者，编辑，但求见伍冰枝却吃了闭门羹，我英语不好，请一个精通外语的朋友帮忙，但这事连一点希望也没有，香港《文汇报》是个什么报纸，辽宁省大连市在哪里，加拿大政府要员在首都渥太华办公，一位官邸的专门负责联系媒体的人说，你想采访她，只有去某些会议碰碰运气，说不定在新闻发布会上可能巧遇她。那个时候，伍冰枝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怎么会理睬我这样的小记者，现在回忆真的可笑，但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她太牛气了，她手下的新闻官也不识抬举，我想，历时20多天游览了多伦多，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温哥华之后，该看的都看了，该见的人也几乎都见了，只缺一个人，那就是伍冰枝，我很遗憾，显然，行前曾答应给国内某媒体写一篇人物专访的事泡了汤，我得出结论，在加国当记者不一定比在中国方便，他们想采访当官的，远不如在中国容易，当然，在体制内结识官员必须记住：你只能栽花，不能挑刺。

随着光阴飞快地流逝，渐渐地，我对伍冰枝的兴趣也就淡了，偶尔念及，也为青春期的幼稚与狂妄而羞惭，不想，人间悲喜剧不断上演，世事难料，我生长在大连，事业有成在大连，而牢狱之灾也发生在渤海滨城，却在人生的残秋，移居多伦多，闲得无聊，借助辞典，偶尔翻翻英文报纸得知，总督早已换了人，伍冰枝退休了，回家做家庭主妇，还办了一个基金会，但公开露面已经很少了。于是，自我解嘲地想，她有“神马”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任总督吗，官再大也有退位的一天，还不知道哪一天，谁想见谁呢，这种凡人的小肚鸡肠的奇想，像电光石火一样闪了一下火花，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009年担任国际笔会的主席索尔先生，是一个获得过1996年总督非小说奖的著名作家，他亲自发电邮给我说，在他家要搞一个小型的派对，都是社会各界名流出席，想邀请我也参加，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但又为英文太差而胆怯和犹豫，好在，太太的英语还不错，可以替我抵挡一阵子，我荣幸地出席了这次活动，也圆了人生的十几年前的旧梦，当年，刻意追求的梦想曾被打碎，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原来，索尔先生就是伍冰枝的老公。

在市中心某地铁站附近的一栋二层小别墅里，我终于遇见了满头白发的伍冰枝，前总督还是前总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我的心情已是淡定，没有一点激动的感觉，想起1999年的躁动不安，一路上都在傻笑，那天，出席派对的大约有50人左右，都是加国的政界，文化界，律师界，医疗界的成功人士，可能最不成功的就是我了，是啊，如果不是坐牢，谁知道我等小记呢。由于索尔先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对记者，作家比较看重，他不仅让我坐在前排，还请我即席讲话，至今已经记不得讲了些“神马”东西，反正是语无伦次，一再感谢，我很想把上个世纪的那段旧事详细地叙述一遍，但不会用英语精确地表达，只有作罢。太太认识的朋友比较多，也没时间总当我的翻译，她和那些女作家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总之，憋在肚子里的话被索尔和伍冰枝提供的冰酒冲得一干二净。

不过，私下的场合，与伍冰枝略有面对面的交流，我发现她很可爱，虽然其父亲伍英才是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在二战时沦为日本的战俘，后被英国交换人质换回，他30年代给日本人打工，曾在大连中山广场“六一”幼儿园旁边的一间日本房办公，但伍冰枝几乎不懂中文，每当我比比划划向他提问时，她眉头紧蹙，不客气地喊“把你太太叫来”，她只会这么几句，还声音好大，甚至夹杂着英文和粤语，真的挺逗乐的。我简单讲了1999年想采访她的事，问她，你的助手是否汇报过，她凝神想了想说，记不得了啊，我还讲了大连的事，描述了报上登载的有关她家父的故事，她很感兴趣，但不知道地理上“大连”在哪里，是省，是市，还是区，这使我联想到自已的孩子，再过若干年，她们的下一代，不仅把中文忘了，而且对中国的家乡印象也随风飘散了。这真的是令人遗憾。

从她的家居摆设装潢看，他们夫妇都酷爱艺术，在一楼大厅的墙壁上，挂着许多油画，大都是西洋名家的力作，孤陋寡闻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有几张照片，同样是大摄影家的，对此也是一头雾水，好在，我也有唬人的绝活，我送了一幅书法作品给他，我告诉她，移民部长康尼办公室里就有我的习作展示，挂在北墙上，和王维林堵坦克的照片并列，索尔先生一边听，一边把玩我写得烂字，仿佛是奇世珍品，他一瞬间把书法作品拿倒了，惊异和尴尬的表情，使我笑起来，我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印章的篆字是什么意思，还说，印章这边朝下就对了。这说明，他不愧为是哲学家，很快就能抓住重点。我赠送他书法作品的内容是“天道酬勤”，事先，太太已细心地注明英文，写在小纸条上，一并交给了他。他们夫妇都看懂了，也很喜欢，我还赠他们一本《薄熙来传》，那时，王立军还没出名，他们不知道两人是谁，因此，对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篇幅写他有点好奇，后来，索尔先生知道了这是中国第一本专门批评薄熙来的文集，而且，不是事后诸葛亮，它走在时间的前面，具有一点点预见性，所以，他们夫妇对我增加了兴趣。

也许，就是因为这本书出版的缘故吧，索尔先生为了鼓励我继续写作，主动提议，通过国际笔会每月给了我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当时我有点顾虑，我誓言不接受任何政治组织的捐款，必须言而有信，就上网浏览了一下，足证它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的作家群体，便答应了，但只有一年光阴，这项资助也停止了，因为世界上的流亡作家多如牛毛，他们从伊朗，墨西哥，伊拉克等国家纷纷涌进言论自由的加拿大，国际笔会接力赛般地需要帮助更多的文人。虽然，时间很短，杯水车薪，但那一段时间是我刚来加拿大，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有时我的口袋里只有几个硬币，但我精神上却最充实，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多达上百万字，几乎伴随着薄熙来由事业顶峰到命运谷底的每一个细节，对其无时无刻不在揭露，鞭挞和抨击，可惜没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自然，伍冰枝夫妇看不到，一些懂双语的学者也不可能将其推荐它人，所以，我相信他们至今对我还是不太了解。

后来，过了大约一年，他们又邀请了我一次，地点还在他们的府上，但规模都比上次要小一点，我还见到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亚历山大，（现任移民部长）等一些官员和知名律师，作家，记者，但因语言障碍而交谈不精，不过，也许彼此算是混熟了，这回，伍冰枝对我更随意一些，她说，你仔细给我讲讲大连的事，我说，她父亲在30年代，当过日本一家贸易商社的工作人员，大概有几年时间，对大连非常喜欢，她笑了，说，没听他讲过啊，但这回，她记得大连是在中国的东北，问我，你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坐了牢。对，我点点头，她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她是一个喜怒于色的女人，可以想象她当年的强势，那一瞬间，看到她的眉眼，都经过化妆和修饰，达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她离我近得几乎是零距离，我感受到了她的呼吸，她身上有明显的名牌香水味，和众多的红男绿女的气味融在一起，裹挟着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很多人都愿意与她合影留念，她都是有求必应，但每次她的表情都很端庄，一看就知道她很注重生活的细节，这一点与先生索尔略有不同。

无疑地，她已经不再是总督，不是高不可攀的名人，而是一个慈爱贤惠的太太，平凡的就像一片枫叶，簇拥着他的先生：那个身材高大，细长脸，皮肤白净，眼睛瓦蓝，神情温和的作家，他是一个善良的关爱一切弱者的“大男人”。和她先生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她笑得很甜，很神沉，有点小巧玲珑，给我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这时，她更真实，也更可爱，虽然，结识她整整晚了10多年，还有幸跨越了一个世纪，而且，我永远地遗失了青春梦想和那些幼稚而狂妄的举动，更失去了中国记者的身份，但我更深刻地，更精确地了解了她，她不仅是前总督，而且是一个母亲，太太，朋友，贵妇人，是强势和娇柔的结合体，是伟大和平凡的精灵，对我来说，她是一个迟一点交往，比提早相识还要美丽的长者，和他先生一样，他们是我生活中的老师和真诚的朋友。

2014年3月1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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