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拿大移民部取消已实行28年的投资移民政策，使近6万个正在办理和等待中的案件做废，有一些中国富豪聘请律师，代表他们依法起诉移民部；还有的把投资方向转往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或其它小的比较宽松的国家；还有的期待加国推出新的计划和方案，以不变应万变，一时间與论焦点集中在这一事件上，有的关心此事的中国商人曾找过我，希望我能谈谈自已的看法，但似乎力不从心。实际上，我仔细阅读了海内外网站几乎所有的这方面文章，对赞扬和反对的两极观点都有部分认同和思索，我不是移民政策的专家，自身与这种政策突变没有利害冲突，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意见领袖，但由于我曾与两届移民部长都过一面之交，凭我的直觉和职业性判断，他们可能对中国还不太了解，对中国人也未深入把握思想性格，因此，我的印象和建议可能有助于两极人士的沟通和交流，但愿对以后的移民部的新政策也有利无害。

移民部长没什么权力

加拿大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移民部长有点权势，但绝对不象中国部长级干部那样呼风唤雨的，这一点可能没多少人象我这样感同身受。无疑地，我是带着可笑的原本在国内形成的那种观点涉足加拿大的，我以为给我入境特许的移民部长康尼，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官，他一句话就能给我枫叶卡，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2009年2月4日我入境加国，移民部所谓“特许”有几项忧惠：一是，免去体检等烦琐程序，我可以直接到多伦多等待审核，立即与亲友团聚；二是等待期间给了我“劳工卡”，可以找工作，自食其力。其实，除了给中文媒体写作，我啥也不会，而加国恰恰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我并非像媒体误传的那样得到“难民保护”，等等，因为2006年，我已刑满释放，虽然薄熙来在重庆成了政坛新星，但颁发护照地却是辽宁省，而封疆大吏是薄熙来的政敌李克强，所以，辽宁省公安厅给了我10有效的因私护照，加拿大给了我5年期多次往返的商务签证，我是以探亲的名义旅居加拿大的，伴随中国政局的风雨变幻和媒体对我身份的曲解，直到2013年8月8日，我才得到了“绿卡”，此间，我多次变更延期签证，还不时地中断过医疗保险待遇，仅以写作为生，其中甘苦只有自已知道。

我清楚地记得2009年2月8日，移民部长康尼约见了我，地点是位于商业区的KING,的一家酒店大堂，时间大约才半个多小时，为了语言沟通上谨慎起见，太太请了一个英文翻译，移民部长所讲的话，所做的承诺应当我们不曾误会，他说，欢迎你来到加拿大，昨天总理哈珀在万锦市出席华商会举办的庆新春晚宴，有一个记者问他，姜维平来到这里，会不会影响中加关系，哈珀明确地说，不会的，我对康尼说，中国政府既然给了我护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后中加关系会更好。我请教康尼部长，多长时间能给我枫叶卡，他当着我们三人的面给助手打电话询问，马上爽快地回答了，只需要等3个月时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疾病缠身，最担心的是患病住院，没有公费医疗，会给亲友带来经济负担，好在，移民部长有明确的承诺，总算放心了。

但此后我等待了整整近5年，我焦虑的心情和现在被宣布做废的近6万个涉案人一样，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实际上，是我对移民部长的期望值太高，我把他误以为是中国的部长了，虽然他承诺是3个月，但加国的公务员上班下班，按照已有的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包括康尼的下级，都不会理会部长的话，他们依据法律，法规审批，谁也没有“走后门”的，对待我的案件也是按部就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拖多久就拖多久，尽管我也多次查询，曾写信给移民部，也委托与康尼能联系上的朋友协助，但我还是在“3个月”后面加了“几年”，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对待枫叶卡申请人的材料，移民官有一套固定程序，不因某个官员的喜怒哀乐而变更，如果改变，就是依据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集体决策，只是保密措施做得太好了，一点没向外透露，如此而已。我时常想，对待中国移民，为什么移民部长的政策变来变去的，先是宣布做废了一些技术移民，接着又宣布做废了联邦投资移民？这与康尼的思想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喜欢变化的性情中人，轻于承诺，容易毁约，真是可爱得一塌糊涂。

好像新部长与我作对

后来，康尼改任新职，由亚历山大接任，似乎他与前任一样，对中国的富豪印象不佳，这或许与媒体的过多的负面报道有关，但我认为，总的看来，中国的富人对于加拿大的贡献是主要的，不应仅看他们明面上的税收，还应多看他们的“隐形”的支出，比如，购房，买车，请客送礼，旅游度假，等等，否则就会以偏概全，本末倒置，我很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但错过了一次非常重要而巧合的机会，那是两年前在前总督伍冰枝的家里举办的一次派对上。

记的是伍冰枝把我介绍给他的，他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的高官，只不过是加拿大派驻阿富汗的一名大使，但第一印象告诉我，他不论外表还是气质，以至神态动作，都是非常高雅的，他大约一米八的魁梧身材，有一副很宽的肩膀，脸白而细腻，鼻梁高高的，笑起来眼睛很迷人，但头发有点稀少，或许是阿富汗与中国邻近，他对中国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经历情况，似乎很关心中国新闻自由的问题，但由于在那种场合，人太多，太嘈杂，也没条件深谈什么，何况当时我的英语并不太好，不过，他很歉虚地说，能不能专门约个时间，他要请我和太太喝咖啡，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思想的机会。

但是，后来，我考虑到学业上的事，实在是太忙乱，也没主动与其联系，我担心，如果见了面，再通过他结识更多的朋友，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又会面临城市的喧嚣，我经历了坐牢的挫折之后，似乎骨子里变得有点消极，有点心灰意冷，总想过一种农民或渔夫的清净生活，用太太的话讲有点“隐居厌世”的怪癖，所以，这个机会也就失去了。太太多次提及约见的事，我推辞的借口却是，不能用英语直接交流，容易彼此误会，等以后英语过关再说吧。

斗转星移，真是世事难料，后来，亚历山大忽然当了加国移民部长，我读了有关他履新的新闻报道，跌碎了眼镜，从驻外大使一下子当上了部长，而且，他对我最为有用，当时，我还没拿到“身份”呢，我对太太说，早知道这样，再忙也得拜访他呀，但现在他忙得要死，想约他也张不开口了。听说他现在根本不看电邮和一般邮寄的信件，也不接听电话，一切由秘书安排，我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他了。太太说，就你这个又懒又消极的德性，鼠目寸光，还能成大事？虽是一席笑谈，也有点哲理，我总是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不识抬举，婉拒了最能帮助我的人，也错过了天赐良机。

不过，个人事小，国家为大。我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论是申请永久居留权，还是入籍加国公民，都是人生的大事，由于加拿大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申请人只要符合条件，依次排队走程序，基本上都能如愿以偿，当然，加拿大办事效率太低，公务员都是慢性子，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假如一旦受了委屈，还有最后的武器：诉诸司法程序，也就是“打官司”，比如，中国一些投资移民客户，不是正在控告加国移民部吗，我想，说不定就能打赢呢，因为一个国家类似一个公司，不论说辞，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你首先应当信守合同嘛。不过，话又说过来，如果亚历山大有不当之处，中国人也要给他时间，他以前毕竟才是一个驻阿富汗大使啊，如果是驻中国大使，情况就会更好些，听说近期他去了中国和香港，这说明他的好奇心很强，也在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相信其移民部的政策也会更受中国人的欢迎。但不论怎样，下一次他约见我，我一定跑步前进，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

2014年5月9日修改于多伦多大瀑布。

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6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