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才一岁半，出生在香港，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爸爸叫王建民，他是美国人，但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所以，他热爱这个国家，不仅常年住在深圳，而且在香港工作，如果他是纯粹的生意人，倒点鱼鳖虾蟹什么的，就没有问题，偏偏他还想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故此，他办了两本杂志，一本叫《脸谱》，一本叫《新维月刊》，它可不是我们小宝宝喜欢读的小人书，它是专给大人们看的，当然讲大人话啦，国内的大人们经常撒谎，但有的香港人喜欢讲真话，这就成了登在杂志上带刺的文字，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家的小故事，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有点害怕，但心里憋得慌，我还是想讲给大人们听听。

2014年5月31日，也就是“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凌晨的三四点钟，深圳的夜是不宁静的，大街小巷灯火闪烁的，不时地有汽车掠过，但此时此刻，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我躺在美丽的妈妈和潇洒的爸爸中间，爸爸用一只手还放在我的腿上，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都在做着“中国梦”，这个梦是美好的，在高楼大厦的森林里，流淌着汽车的河，白色的牛奶涌起金色的波浪，安徒生童话里的小房子，不用花钱人人有份，每个人见面都带着笑容，笑得大鹏湾的文化村翩翩起舞，有个阿姨给了我一束鲜花，它是红色，红得像血，与别的花唯一的不同是，它会唱歌，它一边唱，一边朝我走来，忽然，一只大灰狼跑来，把鲜花撕碎丢在地下，我吓得哭起来，一家人都醒了。我们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我钻进妈妈的怀抱里，感受爸爸的身体在移动，哥哥姐姐都爬起来望着大门，我的外公赶忙穿上衣服走到门前，爸爸也跟了过去，问他们是何人，门外的人说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于是，我们家前所未有的噩梦开始了。

几个公安大人出示了拘捕证，不仅对家里进行了底朝上的查抄，拿走了电脑，u盘和一些杂志，书籍，而且还把我们全家人都带到了派出所，连我这个一岁半的小宝宝也不放过，我才这么小，我去你大人的地方去干什么啊？两个哥姐也是呀，我们都圆睁着惊恐不安的眼睛，打量这群身穿制服的大人，他们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像对待全副武装的敌人，凭什么让我们小孩目睹这吓人的场面，是为了叫我们长大后，心里对公安留下恐惧和仇恨吗，为什么不能策略地，温柔一些，他们大人没有宝宝吗，他们没有家庭吗，他们的孩子不需要“父亲节”吗，既使爸爸真有事，完全可以找一个我们不在的场合做点调查，让我们幼小的心灵保留“中国梦”，何必要这样精心策划而疯狂表演呢？我听外公讲过“文革”的故事，这怎么就像“文革”重演呢，这与“习大大”讲的“中国梦”不是一个味啊。

接下来，对妈妈和外公都开具了取保候审单子，让他们带我们孩子回家，但爸爸却被刑拘后，送到深圳第二看守所去了，从此，我也许就很难看到爸爸了，因为中国内地不是香港，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哪个当官的想抓人，就像大人们用罐头瓶子，抓一只蟋蟀玩一样，爸爸就是一只蟋蟀，别看在香港叫得欢，深圳公安当官的大人，想抓他易如反掌。也许因为他是美国人，考虑到领事纠纷的问题，现场没有打他骂他，已经是够客气的了，不过，我才一岁半，当面抓走了我爸爸，我可是吓破了胆，我想，爸爸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好人，做事清清白白的，可能押一段时间就放了，但不论如何，今年6月15日的“父亲节”，我是没戏了，妈妈为了救爸爸，四处奔波，请律师啊，到看守所送钱啊，向亲朋好友求救啊，等等，总之，大家都没心情过“父亲节”了，我连一块糖也没得到，我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爸爸的“父亲节”的滋味。

别看我才一岁半，在大人们的眼里，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猜错了，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是永恒的，每一个新诞生的小宝宝都是大人死后变的，所以，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首先，拘捕爸爸的借口是“非法经营”，其实是“因言获罪”，他如果做生意就没事，他倒霉就“倒”在杂志上，杂志是什么？是言论自由的窗口，它搭起一个园地，刊登了某些大人不愿看的东西，比如，贪官倒台的内幕啊，言论或维权人士的抗争啊，民主法制的评论啊，追求国家进步的梦想啊，等等，这些都是大陆当官的最忌恨的，他们可能观察，等待了很久，早在我们家门前安装了监控设备，早就监听了电话，爸爸做的一切都记录在案，就等某一天，时机成熟了再抓他，后来，等到了“六四”25周年前后，因为周边国际形势紧张，内地社会治安不好，新疆的恐怖活动频繁，于是，惊慌不安的大官们一个令，早已对爸爸恨之入骨的深圳小官们，就不客气地动手了。

爸爸也真是粗心人，他总是那么善良而轻信，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认为杂志的观点不偏激，只是善意地评论社会现象，只是讲点人们喜欢读的小故事，既不会被取缔，更不会被抓捕，就在出事前的一周，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假装睡着了，听到那个因言获罪，做过5年多大牢的姜维平大大，打电话对爸爸说，现在国内的政治局势风云突变，很多人被抓了，你也要小心啊，共产党不可能允许你在国内四处走动，却在香港办杂志批评他，当官的和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你还不相信，真别说，这“姜大大”坐牢有了悟性，算得很准啊，那时，如果爸爸听他的，跑到香港来，是不是“父亲节”就一切如故。

如今，说啥也没有了，爸爸既然被抓进去了，出来就比较困难，从公安精心设计的抓捕时机和方式看，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他，但从深圳公安局主动发出的微博看，说什么“根据群众举报”，又留有回旋和放行的余地，但愿不是中南海的大人们下令抓的，因为爸爸办的杂志《脸谱》和《新维月刊》刊登了不少姜维平大大写的批评薄熙来的文章，这些文字是帮了“打薄派”的啊，难道过河就拆桥，卸磨就杀驴吗，再说，爸爸的杂志宗旨也不错，它是在帮助党内的改革派，抵制保守派的，从来不造谣，不诬蔑，不诽谤，而是鼓吹改良和渐进式民主，这有什么罪呢，就卖了一点杂志，拉了一点小广告，养家糊口嘛，这算啥事啊。

自从爸爸被抓走之后，我没一天不哭的，才一岁半，我就失眠了，我有很久的记忆，万千往事涌上脑海，我想起关于“习大大”的故事，他爸爸习仲勋是怎么倒霉的？不就是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吗，这和《脸谱》是一码事啊，结果习父叫人整的，坐了很多年的牢不说，晚年在深圳差点傻了，而且，小近平等孩子也受到了牵连，进了几次看守所或少管所，总之，文字狱的苦，他是吃透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爸爸最后的人生悲剧，就是在深圳结束的，所以，我真的想不通，深圳公安怎么敢吃了豹子胆，重演文革的故事。我童心不改，坚信爸爸是地方下令抓的，“习大大”不知道，我想问，他知道了如何解释“中国梦”，如何让人们评价他啊。于是，我想了这么多，还使劲地哭，哭的整个深圳都在晃动，我希望中南海的大人们都能听见，我希望爸爸早点回家。

不好意思，因为我太小，不会写字，就让姜维平大大代笔了，请原谅。

2014年6月15日“父亲节”于多伦多喜来登大酒店。

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