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间能否有直接的接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需要一个难得的缘分，假如有这个机会，第一印象就非常重要，我过去在东北做记者时，与许多香港人打过交道，有的印象深些，有些浅些，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见面之后很快忘了，有的时过境迁，多年却记忆犹新，对梁振英来说，他可能早就把我丢掉脑后了，但我依然记得他，我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与其在大连有过一次面对面的接触，总的来说，我不怎么喜欢他，象他这样的人当香港的特首，最起码不是太好的人选。

薄熙来瞧不起梁振英？

由于时间过去的太久，我不能精确地讲是哪一年的事，可能是1998年初，当时我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他是香港著名的梁振英测量行的老板，有一次，大连市政府新闻办的朋友通知我，为了推动大连的城建和房地产开发事业，薄熙来以市政府的名义，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及海外的商人到大连参加招商会，要搞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会，我是采访单位里最主要的一家媒体记者，因为梁和一大批人的公司在香港，他们最重视港媒，而这次活动的参与者里，其中有许多亿万富豪，有的知名度非常高，比如，郭鹤年，有的则比较低调，象梁振英这样的算一般化，他虽然在贵宾的名单里，但薄熙来没把他当盘菜，所以，日理万机，雄心勃勃，整天日程排满的薄市长，压根就没想见梁，当然，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后来还能当特首，假如薄预知了，一定会待为上宾的，然而，正忙于大连城建伟业，为自己争当市委书记做准备的薄熙来，把接见梁的任务交给了副市长刘长德。他当时主管城建开发。

在这之前，大连当地媒体的记者去过香港的不多，对梁没有任何印象，更不知道测量行是个什么东西，我有所不同，经常往来东北与香港之间，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知道梁的生意与城建和地产业有关，在港知名度不低，港人提起他就想起他风生水起的事业，显然，他比较有钱，也公关能力较强，而且，人的外在形象非常重要，由于港人一般个头矮小，瘦弱，象他那样算是身材魁梧的大汉了，何况他有一张英俊的帅哥的白脸，总带着讨好的笑容，过去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如今则要在实际生活中与其访谈，我有一点新奇，然而，与薄熙来不同，他想找到钱，我想找到新闻，而梁振英呢，他究竟想得到什么，只有他自己最知道。

我记得，梁振英手下的人有十几个，只要是男的，如同他一样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讲着难懂的广东话，闪动着商人才有的精明而狡猾的眼睛，从市政府有关人士转来的文字材料看，他们非常重视与大连的交往，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印制了精美的样本，册页，对测量行的情况进行了渲染和推介，尽管一行人轰轰烈烈的，但他没被薄熙来列在与其同时出席的重要宴会上，一切都是自便，梁在富丽华住宿和用餐，与下榻棒槌岛国宾馆的薄熙来及富豪，不是一个档次，这一较低的规格，对薄习以为常，他总是忙得一塌糊涂，既使是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他也做着国家元首的梦，总是一付总理的排场，而梁振英则不同，他那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当香港特首，只想多赚钱，把测量行生意搞得红火。所以，对谁都笑眯眯地眨巴着眼，象黄鸿年一样，梁也是到大连淘金的，并且心情十分急切，因此，才对薄熙来没见他而感到遗憾，这至少显示，在瓜分大连这块经济的“蛋糕”时，薄熙来做为操刀手，没把他放在首席，机会也就少些。记得他委托手下的人找薄熙来的助手，说是想见薄，那怕只给十分钟，但薄没见。记者会不守信，迟到45分钟。当时驻大连有数十家媒体记者，比较大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台，除此之外，就是我领衔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了，而内地记者与港媒不同，港媒记者参加记者会一般没有饭局，而内地不仅有宴席伺候，有时还有礼品赠送，由于新闻体制不同，内地记者与港比较，向来自以为了不起，所以，对采访对象的要求比较高，也比较挑剔，比如，象梁振英这样的商人，从香港到大连，是在富丽华大酒店开会，必得入乡随俗，既然是他邀请记者的，就应当信守承诺，记得时间是上午9点半，记者们都准时到了，把一个较大的会议厅挤得满满的，别以为小城市人“土”气，记者孤陋寡闻，那就错了，由于薄熙来经营多年，世界各地的名人大都来过，故记者们见多识广，变得油猾了，象霍英东，郭鹤年，郑家纯等人都见过，何况梁振英呢，没见过他们，也不怎么把港商当回事，也就是说，记者们认为，你测量行想出名，在大连想分一杯羹，必得求记者，而老记们供职的官媒是独家经营的，不象香港，谁有钱都可以办报。

偏偏那天，梁振英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众人等了很久，直到10点多了，他才满头大汗的赶来，行色匆匆的，而且，也没道歉，笑眯眯的，不觉得惭愧，一讲话是娘娘腔，底气不足的，还有点不着边际，讲了大连的城建和自己的测量行，原来，大连的一些地皮向海外尤其是香港招商，需要他这样的公司做中英文对照的招标书等文件，还要起中介作用，其细节当然不能披露，不过似乎表明他与大连做的生意不小，他与主管城建开发的副市长，外经委，土地局，开发办的官员都比较熟悉，所以，薄熙来如果私下发话给他利益，下面的马屁精也照办，因此，有一位老记告诉我，别看“薄三”没亲自接见，说不定叫谷开来暗度陈仓呢，谷有大名鼎鼎的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与他连手也可能。但这都是传言，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迟到了，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不信守时间，其它的承诺可想而知。

所以，我没写什么大块的文章，尽管他与《文汇报》关系不浅，这不是迟到的原因，而是他属于经纪，对大连没什么大的实质性的贡献，也不好写什么，在发了简讯之后，联系就中断了，记得我在会场还与他交换了名片，他给了一本漂亮的画册，梁是美男子，不仅眉清目秀，而且神态优雅，腰背笔直，是处理公关的高手，但这样的人却迟到令我不可思议，我印象里如同他这样的商人是极其少见的，我与在大连有投资的亿万富豪郭鹤年，霍英东，汤恩佳，梁洁华等都有过接触，他们都非常守信守时，而相比较，梁振英真的是太“小商人”，太小家子气，也欺生。他给大连新闻界的印象仅此一次，就砸了锅。

商人当特首的利弊，梁是弊多利少对香港人来说，当然是希望能一人一票地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这是顺应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满足民意民心，杜绝专权和滥权；而大陆北京的官方总怕他们任命的人之外，会出现不听话的特首，张德江利用人大决议设限，只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所以，民众与中南海有些距离，沟通不好，僵持不下，就出现了眼下的“占中事件”，虽然我向来不赞成学生用违法的方式占领公众用地，逼迫梁振英让步，闹得香港失去正常的有序生活，但我认为，首先全国人大的主持者应当检讨以前的特首用人标准，即，未必使用商人治港，这就是我至今要回忆梁给我第一印象的原因。

毫无疑问，香港类似李嘉诚，霍英东之流的商人，在香港的巨大的影响力，是民众公认的，董建华做为第一任特首，就比较不错，所以，给中央政府的传统印象是，商人治港比较好，比较了解商人，精通香港的地方经济，当然，就廉洁这一点来说，很富有的商人不至于贪腐，但梁振英上任前，并非自己企业生意兴隆之时，他后来收购戴德梁行就不太成功，这方面的故事，因为个人那些年坐牢后与世隔绝，不如读者们知情，就略过不谈，但近期，澳洲媒体Fairfax Media的调查报道说，梁振英涉嫌收受一家澳洲企业近5,000万港元的“秘密费用”，作为梁振英支持其亚洲业务发展之用。该报道还指出，双方于2011年12月2日签订一份秘密合约时，梁振英尚未当选香港特首。涉嫌向梁支付款项的澳洲企业名为UGL，为一家污水处理及电力输送的工程公司，该公司同意向梁振英支付400万英镑（约4,988万港元）。有关款项于2012及2013年分两期支付，而当时梁振英已当选为本港特首。对此，我姑且听之，但因个人印象的启发，我想梁有犯错的可能性。

由上所述，他在90年代后期，专门带领一批人马，兴师动众地去大连淘金，而且那里当时是薄熙来，谷开来夫妇贪污受贿的重灾区，梁振英测量行与大连做了哪些生意，有无违规之处，赚了多少钱，是否对官员有回扣行贿，他及手下的人与大连，特别是与副市长，局长级的官员是如何运作的，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查清，听说薄王倒台后，曾查出一些有关副市长刘长德及家人谋取私利的问题，不知是否牵扯香港一些商人？象梁振英这样的当时急于发财的人改任政府官员，虽然宣布退出了商场，但毕竟在一个人头熟悉的蛋丸之地转身，可能谈不上“华丽”，这易于埋下官商勾结的定时炸弹。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记者会的不守信看，他不太合适做特首人选，而之所以错位用人与政治体制有关，不能通过民主化的一人一票的海选产生领导人，是香港社会的弊端，由于香港历来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所以，中南海没必要担心民选的香港特首另搞一套，在2017年未到之前，就给港人选举设置一些条件，一定会被香港人所拒，这是不明智的，是火上浇油的，实际上，也许这次“占中事件”突发确与海外一些组织有关，但总体上看，还是专制政体的恐惧所致，中南海担心香港成为民主运动的楷模，进而影响内地的政治生态，总想找一个自己满意，便于指挥的特首，做梁式魁儡，使港人失望而激愤，而不守信而无能的梁振英的一系列决策，又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引爆，所以，笔者建议，要改变“商人治港”的陋习，把选票放回人民的手中，让他们决定自己的事。

2014年10月8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11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