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07《王建民的悲哀》

12-10-2015 22: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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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时,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要抓人,一般情况下用得罪名是“反革命份子”,现在,到了20世纪的中国,抓文人也不少,但用的罪名五花八门,极尽奸巧之计,比如,抓捕王建民用得是“非法经营罪”,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涉及维权人士郭玉闪,他也是被官方以同样罪名“捉放曹”的。总之,警方要根据上级领导的命令抓人,很容易找到理由,至于徇私枉法对国家和法制的破坏,一概不在当官考虑的范围之内,用警察的话讲,先抓了再说。不过,现在与文革时期也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那时抓人执行任务的“工具”,比如,“红卫兵战士”,从心里是认为被抓者是该整的,而如今正好相反,有相当多的警员心里很同情被抓者,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不得不顺从旨意而已,不要小看这一人心相悖的变化,它孕育着社会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变革。

王建民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跌倒的,他做梦也不会相信自己会被抓,因为建民一直认为他是在香港办杂志的,不仅身份是美国籍,又有港人的还乡证,而且,他自己写的文章越来越少,既使写了也是非常温和的,善意的,他只是提供作者和读者一个與论平台,尤其他认为有前老板张晓卿做参照系,他办的《脸谱》与《新维月刊》都比较包容,有些东西甚至被反共的右派视为“亲共”,海外有一家观点激烈的媒体对其称为“香港党媒”,只有像我这样的与他有10几年交情的老朋友,才对其了解得深入骨髓,当2014年5月31日,建民被捕后,有一个资深媒体人士告诉我,建民是军方的“文化特务”,还讲了许多故事,我不知道真假,也不便核实,反正我是无党无派的,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哪个派的,什么背景的,反正他曾是我的好朋友,这是铁的事实,在我人生最黑暗的年代,他对我不抛弃,不漠视,曾为我始终不渝地大声呼吁,我也应当同样对待他,毫无疑问,有关他的是一个“因言获罪”的冤案,不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神马”,深圳法院用“神马”罪名了结,都无法在笔者心灵中诋毁或矮化王建民的形象。

在笔者看来,建民至今不放也未判,是因为警方包装得太困难,文革时砸烂了公检法,强加一个罪名可以信手捻来,如今,毕竟要经过三个部门:公,检,法,要有一审和二审,国内媒体可以闭嘴,但海外网媒却可以深入腹地,要用“非法经营”等罪名取代“反革命”,要包装出一个创办家庭作坊式的杂志的“反革命集团案”,有点牵强和可笑,但官方也不想放过他,不论深圳以至广东的贪官污吏怎样绞尽脑汁,怎样给专政的工具施加压力,按照两级法院审判的程序,总要把案子拿到深圳的法庭上,并公布于众,那么,届时,不论建民态度如何,都不会改变我的判断:这是广东贪官对港媒揭露地方官员腐败内幕的打击报复,是周永康式的徇私枉法者对“一国两制”和“中美关系”的破坏,是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践踏,是“共青团派”对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嘲弄。

但是,这不等于说,王建民没有值得自我检讨的地方,换句话讲,他跌了一大跤,必须知道原因何在,这一点正是此文的重点,如果说建民有缺点的话,那就是说,他过于自负,过于轻信,当媒体表扬和事业有成的虚幻云雾,在眼前撩绕时,他既看不清别人,也没看清自己。回忆上个世纪,我也是这样,但现在我有一些改变。所以,去年他被捕前的一周,我曾从高瑜被抓而敏感地嗅出了血腥味,打电话明确地奉劝他立即离开深圳避险,但建民坚决不听,他过度自信地相信上述笔者所言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商人和警察,王建民误以为中国垮越式的进步了,不会抓象他这样的鼓吹改良的文人,而忽略了环境与体制对人的驱使和捉弄,当上级根据形势需要下令抓人时,警察是绝对不会对其网开一面的。

建民看不透别人,始于上个世纪,记得我与其认识后不久,有一次他代表《亚洲周刊》到大连采访,我介绍他认识大连年轻的画家范旭,范与我相交多年,山东人,才学出众,但郁郁不得志,我想通过建民的笔捧捧他,以便他在画坛脱颖而出,那时,范旭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刚搞过画展,在地方产生一些影响,但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不高,因此,作为《亚洲周刊》驻中国的特派员,他对范旭非常重要。那天,我做东请吃饭,约了画家范旭,但建民有一点勉强,虽然见了面,但也没写什么,却对我引见的另一个所谓的“陶艺大师”发稿猛捧,至今,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建民对范不屑一顾的表情。当时,我对建民说,范旭是一个对朋友重感情的人,虽然画技有待提高,但应当全力帮助。后来,2006年我出狱后,在大连古玩城与范旭不期而遇,他见到我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在谈及薄熙来时,他坚定地说,你要继续写下去,一点都不要怕,你不要写书法,这不是你的专长。我念及与建民一起聚餐的故事,感慨万千,对其表示愧疚,我说,当年没能帮你而时常感到难过,他却很大器地说,你已经尽力了。而另一个被建民吹捧成为“陶艺大师”的人,后来才知道是安全局的“线人”,2000年12月3日,我被捕的前一天,他曾带着郑义强等几个特务,去一家餐厅指认我,这件事足以说明建民看人不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大串,河北某民企老板孙某某曾坐牢,是建民一手炒热的,不仅为其连篇累牍地宣传,而且还找人为其打通关系,几年前此老板东山再起了,他的秘书还通过我要建民新的电话号码,可见交情不浅,但这种长于锦上添花的人,不会雪中送炭的,当我求其为建民请律师或给以援助时,他竟变成入海的“泥牛”,永无声息,因此,美国拒绝这个民企老板入境是大好事,因为他不够朋友啊。此外,还有建民曾深入哈尔滨一家监狱采访“贪官”朱圣文,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被抓的风险为其呼吁;还有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张律师的女儿,也是建民与我帮忙申冤的,相信他没得到一点好处,可是,当建民进了看守所,他的太太拉扯三个孩子,窘困得不得不去摆摊卖鱼,这些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旁观,更不用论及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文人了。总之,可以想象的是,在去年的5月底之前,围绕着建民唱颂歌的人当中,一定有磨刀霍霍的叛徒,两面派,背后准备捅刀子的坏人,看不透他们是建民的悲哀。

然而,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怨恨他人的层次上看问题,就流于肤浅了,不错,人性的特点大都是趋利避害的,但社会的体制和生存环境对人的思想性格的再造和制约才是根源,象现在这样动辄因为言论而抓人,并且不在乎罪名的形势,怎么能不使大多数人深感恐惧呢?象河北的民企老板孙某某想再发展,再赚钱,当然他的胆子很小,他担忧自己帮了建民而危及前程,甚至再进监狱,故此,对他的困境装聋作哑,也应当理解;象朱圣文的太太,张律师的女儿,那个双重身份的“陶艺大师”,等等,都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他们既便同情受难者,也不敢有所表示,是不是用这种宽容的心去理解,才是对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身在海外的朋友又如何解释呢?总之,建民之败,在于看不透他人,但我还是认为,与其责备上述这些曾伤害或令我们不爽的人,不如期待后集权时代结束前的一种变革:由60年代的心口一致到今天的口是心非,再到明天新的思想高度的人格统一,可能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现在走到了哪里?

2015年10月7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10月8日首发。姜维平博客10月8日转发,其它媒体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