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每天早晨，当其它监区的囚徒扛着镐头和铁锨，声嘶力竭地唱着《改造歌》，走向劳改现场时，他们都用一种羡慕而忌恨的目光，扫视外籍犯居住的所在，那里有一个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神情深沉的中年人，活动在外籍犯专用的区域里，或者踱步散心，或弯腰压腿，然后吃饭，也不必干活，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复地撰写上诉状，他就是判了无期徒刑的加籍港商钟安平，无疑地，对服刑的外籍犯，南关岭监狱向来是比较优待的，用当年管理我时的副监狱长高鹰的话表述：“他们都是监狱贵族”，既便如此，中国一批著名的法律专家认为，钟安平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现有的所谓证据不能证明钟安平与韩玉臣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因此，我认为善待他，不能抵消辽宁省有关方面的官员徇私枉法的罪行，钟安平案应当立即重审。

笔者近期已在香港《前哨》等海外媒体发表多篇文章，为钟安平案呼吁，这不是因为本人曾被关押在南关岭监狱，有同病相怜之感，而是因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听取其亲友，尤其是阅读中国六名著名的法律专家的《意见书》后，做出的申张正义的决定。早在2013年4月27日，高铭暄，陈兴良，张明楷，谢望原，冯军，张新宝等，就在题为《关于钟安平涉嫌“贪污罪”，“骗购外汇罪”一案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上亲笔签名，我相信，代理钟案的上海通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想必已把这份材料呈送了法院，应当讲它的份量非常重，不论是依据法律文书，还是一系列相关证据，得出的建设性意见，都给人一种高屋建瓴之感，单是查看钟安平涉嫌贪污一案的相关证据，就多达37份，可见，专家和律师都是相当慎重的，但是，大连和辽宁省两级法院还是判了错案，不文雅地形容，专家们放了一个“闷屁”，连“响屁”都算不上，因为时过两年多，如果我不披露，此事有几人知情？也就是说，围着“长官意志”转圈的法官们把法律专家，学者的“建议”当成了“放屁”，连理都不理。

显然，犯罪首先要有“主体”，“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那么，钟安平符合这两点吗？第一，他不是国家干部，他是一名加籍港商，没人和文书委托他经营国有企业；第二，专家们认为他购买国企股份的商业行为和风险投资，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博瑞股票买卖中的真正的，实际持有者，是抚钢集团的职工工会，而非国企抚钢，更为重要的是，“贪污罪”必须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性，并且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钟安平先后两次购买抚钢属下的西进公司股权，都是通过签订合同，支付合理价款的方式进行交易，其主观方面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其并无非法占有国有财产的故意，而股票交易价格是独立的权威的，第三者公司做出的，并由抚顺市国资委审查批准，钟安平从未在买卖博瑞股票和西进公司股权过程中，干预，操纵，影响评估价格，或存在与国企管理者，原抚钢副总韩玉臣相勾结，侵吞国企财产的主观故意行为。

其实，大连中法一审的判决书，已出现了难以掩饰的漏洞：它指控钟安平和韩玉臣在2006年11月，于抚顺的南海绿洲大酒店里，曾密谋商议股票交易，其口供已被后来律师提供的香港入境事务处入境记录所推翻，因为电脑不会做假，钟安平11月没去抚顺，自然没有“分身术”，其密谋做案时间和地点都是子虚乌有的，既便在“外提”期间刑讯逼供的情况下，钟安平违心地承认过，也应做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据此细节，再难以让人们接受专案组枉法追诉，提交给法院的所谓其它“证据”，有什么可信性，总之，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用包装和虚构“贪污罪”和“骗汇罪”的拙劣方法，以防止国企资产流失为幌子，侵吞，抢夺外商企业财产的行为，它不仅败坏了司法的公正性，而且破坏了外商的投资环境，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影响了中加两国的关系，它是薄熙来的余党，原大连金牛企业领导赵明远等人与辽宁省高层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互相勾结，玩弄司法而搞出的一个冤假错案。

假如辽宁省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能及时阅读和听取高铭暄等六位法律权威的意见，就不会给辽宁的公检法司留下一个烫手的“山芋”：如何对待这位曾给抚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加籍港商，已成为辽宁省新任领导的一件难题，钟安平曾给2010年12月30日濒临破产的抚钢集团带来阳光，曾免费提供一栋31层10152平方米办公楼，两栋共8553平方米大学生宿舍，优惠抚钢职工购房每平方米减200元，安置59户动迁者搬进凤凰花园新楼，还解决了9户有特殊遗留问题职工的困难；钟安平还慷慨解囊2500万，把“裕宝新城”小区周边两条土路修成柏油马路，并建一个叫“贤夏园”的广场，供市民游玩休闲，还建了一个店铺林立的商业广场，使过去“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引进了“世界500强”之一的“乐购超市”，为鼓励钟安平，望花区政府曾把阳光花园的配套费免了，因为钟的德行，曾增加了抚顺的税收，给1500人带来了就业实惠，望花区熟悉钟安平的一位居民说：把“钟哥”打成贪污犯，这是丧良心，天打五雷轰的缺德事。 六月飞雪，冤啊！

钟安平案使笔者想起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当年他“唱红打黑”时，为了抢夺民企的合法财产，曾包装和虚构了640个“黑社会”，抓捕了数万良民，别看现在“事后诸葛亮”遍地都是，但当时可是全世界一片叫好声，仅有几人“战风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制订和参与起草《刑法》有关“黑社会”条款的法律专家，权威，不仅身在重庆，而且被“薄骗子”聘为市委市政府的常年法律顾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长青，他曾“低调”为受冤枉的民企老板李俊的哥哥李修武辩护，所谓“低调”就是只敢在沙坪坝区法院的法庭上致辩护词，却不敢公开发表，一些法官是他的学生，也顺从强势的“薄骗子”，违心地判李修武有罪，是我斗胆在2011年11月2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赵长青说李俊不是“黑老大”》，等于当时我“利用”和“绑架”了他，现在回想这样做是对了，假如当时薄熙来听赵长青的，不搞李俊，李修武等冤案，不“唱红打黑”，不徇私枉法，会有今天的可悲下场吗？同样的，假如辽宁省的官员们不编造钟安平案，虚心地听取，采纳高铭暄等法律专家的意见，能有如今的尴尬处境吗？自己酿得苦酒自己喝吧，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过，写到这里，我也要批评一些法律专家，为什么如此之好的一份《法律建议书》要藏起来，不敢当时公开发表呢？国内找不到媒体，可以投到海外网站，没有稿费算“神马”，官员的迫害怕“神马”，虚名，地位，金钱等算“神马”，钟安平正当盛年，人生最佳的光阴被“杀”死了，多达10亿的财产没了，还被判了无期徒刑，辽宁省对其恩将仇报，两级法院都为了取悦于当官的，闭着眼睛瞎判，乱判，过去为了叫薄熙来高兴，把我判了8年；现在为了叫陈政高，赵明远等人高兴，要把钟安平关到死，天理何在？在笔者看来，没什么比一个活生生的好人被包装成“贪污犯”，苦渡铁窗生涯而无声无息更可怜的，没什么比官员徇私枉法更可恶的，加籍港商钟安平是辽宁省国企改革的功臣和“输血者”，不是“窃贼”，中国的巡回法庭应当重审此案；大连市南关岭监狱不是“疗养院”，应当早一点给钟安平正名。 

2015年12月4日，本人被薄熙来操控下的大连国安拘留15周年纪念日写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2月4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