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我从多伦多乘机直飞香港，全程16250公里，别人要飞16个小时，已经够长的，而我却整整飞了16年，这绝对不是夸张，自从1999年最后一次赴港，参加《文汇报》的“告别”会议，接下来因几篇稿件而坐牢，然后是被软禁和出国旅居或称流亡，至今已是16年了，由于这特殊的变故和坎坷的经历，不论是在铁窗生涯里，还是枫叶之国中，不论是在夜晚，还是在白天，都无时不向往魂牵梦绕的香港，而此时真的要回来了，却既兴奋又恐惧，当看到清晨时分醒来的建筑森林，伴着缕缕烟雾，在机翼下摇摇晃晃，变形而重叠，我忽然血压升高，脸红心悸，睡眠不佳的脑袋昏昏沉沉，想起家庭医生对我的告诫，急忙服用一片降压药（olmesartan）之后，感觉好了许多，一边透过窗孔饥渴地向外暸望，一边在心底默默地喊了一声：香港，我回来了。

会不会被海关扣下？

这是临行前，我思考了无数次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禁止入港的“黑名单”里，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薄熙来当上中央政法委书记，“打薄专业户”一定是头号通缉犯，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我的文字观点比较温和，但中共的地方官抓人，不在乎一切，因为王健民案，我曾批评了广东省的许多高官，而涉及国安的有关香港的业务，历来是归其管辖的，像我这样的言论人士，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因此，去港前首先要保密，除了太太，我没告诉任何人行程，而且不带手机，还要留下一段给太太的“悄悄话”，我写在一张纸上，放在她伸手可及的抽屉里，总之，我告诉她，假如我再进去了，必定死在狱中，要把我的近况告诉读者，谁也不要求，就写在我自己的博客里就行，而太太从来不看我的文章，我必须把秘密告诉她，等等。我还写了一段顺口溜供她调侃：“眼睛一闭，驾鹤东去，老婆，老婆，该咋地咋地。”

于是，当我随着稀稀拉拉的人流，走近香港海关的入口处时，看到了以前熟悉的着装和面孔，以及吵吵嚷嚷的广东话，一颗心止不住狂跳起来，也许再过一两个小时，我没进“一国两制”的香港，却进了深圳公安的法网，我仿佛看到下令抓捕王健民的深圳公安局长刘某的狰狞面目，听到他狂笑的声音：该死你，你送上门来了，正好“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不够人马，你就是最佳的“二告”，你不是属羊吗？我今天要剥你一层老羊皮。。。。。。忽然，后边的一位同胞推了我一把，原来，该我出示护照了，当我圆睁着恐惧的眼睛，紧盯海关人员时，他先让我摘下遮挡秃顶的棒球帽，然后“啪”的一声，在护照上盖了一个大章，我心里的疑虑和担忧被“拍”死了，油然想起太太的话：别给自己当回事。我止不住大笑起来。旁边有人议论道：这老头是神经病啊。

碰倒奶茶的“大傻子”

那些日子，我住在炮台山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酒店里，虽然接待的朋友安排得细致而周到，但我还是像以前在港报工作时那样随意而简朴，我喜欢香港小饭店做的快餐和奶茶，我认为，全世界的美食都远不如它，因此，自己独享的第一早餐，就选择了湾仔道的一家小饭馆，当我走进它时，里边没有几个人，营业员却有四五个，但令我惊讶的是，她们没有主动与我打招呼，而是对我非常冷淡，这一点与16年前截然不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用国语问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能否给个菜谱，问了三遍，她才用手指了一下，原来，有片纸板压在台子的玻璃板底下，她几乎没正眼看我，显得非常傲慢和敌视，假如是在入狱前，我还是党报记者时，我会勃然大怒，她奶奶的，你这样对待客户，真的是岂有此理，但现在，中共的5年大牢把我搞得脾气好的成了“软包蛋”，我依然满脸笑容地对她说，美女，你这有奶茶吗？我一边坐下，一边点了一点吃的，她写在纸上就离去了，我坐等了足有15分钟，她才送来饭菜，虽然她对我还是那么冷漠，但我心情依然高兴，阔别16年，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又喝上地地道道的港式奶茶了，这种茶香的美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在狱中曾求之不得，在加拿大也少有，只有港人才能配制如此之美的饮品，我像品红酒一样慢慢地喝了一口，立即，一个奇怪的念头像那热气，腾空而起：为什么香港人，对操国语的大陆人态度变了，变得莫明其妙？

我想起了王健民，1999年以前，每次来港，我们都要聚餐，他喝酒不是我的对手，但人品和才学却在我之上，记得他请我到家坐客，楼高高的，屋小小的，窗户瘪瘪的，里边只有一张床和几件其它家具，真的是鸽子笼啊，但他在那里的书桌上，给《亚洲周刊》写了许多好文章，他写的为黑龙江省蒙冤而死的律师张晓斌呼吁的报道，曾引起省委副书记杨光宏的重视；后来他又写了为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鸣冤的文章，在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还有更多的为弱势群体发声和呐喊的佳作，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步他们的后尘，成了官员内斗，徇私枉法的牺牲品，一个港刊创办者做足了好事，不但未得到嘉奖，还成了“非法经营”的罪犯，他在内地被抓，被监禁和判刑，它带来的恐惧和不满，使港人不再相信“一国两制”的承诺，当普通港人无力抗争之时，就荒谬地把误解和怨恨转嫁到“大陆客”的身上，无处渲泄的仇恨，潮水一样流向无辜的人，是社会不满情绪的自然而病态的选择。当然，近年来，一些内地暴富的“土豪”也得罪了港人，也是深层次原因之一，但我不是“土豪”，“土豪”绝对不会进这样的小餐馆的，我离别16年看到的伤口，是中共官员践踏香港基本法带来的恶果。这一罪恶的果实正在香港肆虐。

凝视着一碗奶茶袅袅升起的热气，我浮想联翩，情绪失控，忽然，一不小心，碰翻了茶碗，未喝尽的大半碗奶茶，倾倒在桌子上，旁边的几个客人先是鄙视地扫了我一眼，然后有两位顾客走到那个冷若冰霜的美女跟前，和她一起放声大笑起来，声音怪怪的，女服务员没及时过来擦洗，却用粤语调侃了一番，大意是，我是一个国内来的“大傻子”，连奶茶都喝不好。他们以为我不懂粤语，实际上我能听不能讲，我感到羞愧而激愤，但监狱给了我最有弹性的好脾气，我对着他们傻笑，我问他们可否给个桌布，我可以自己补救，我还连声说“对不起”，于是，那个女人撅着嘴，余怒未消地帮我擦干净，毫不掩饰蔑视的表情离去，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我想，16年前，香港不是这样，那时港人开饭馆，是把客人当成上帝供着的，不在乎这些小差错。记得90年代初来港第一次开会，也便中曾于一家小餐馆喝奶茶，因为《文汇报》驻地领导有签单权，请客大都是公款报销的，故养成了坏习惯，那回吃完饭，我抬身离去，竟遗忘了付账，店员追出来紧喊先生，不但没发火，还笑眯眯的呢。而如今，尽管我多付了一点小费，服务员依然不谅解我，像监狱的警察一样飙悍。

留下的书法作品不翼而飞

我有一个特点：你敬我一尺，我回你一丈，假如欠人情不还，夜里睡不着觉，所以，香港的文人武宜三令我感动。三年多以前，他邮寄一副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给我，我没及时回复，但留下一个心愿，如果去香港，一定回赠他一副习作，虽然彼此没见面，但我始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为了安全谨慎起见，我在离港前把书作，放在一个桔黄色的大信封里，写上他的姓名，寄存在星级酒店的门童处，我对港人的信任和对星级酒店的服务质量坚信不移，总之，一切都停留在16年前。我于11月2日早晨，临登机前专门给武宜三打了电话，告知他详细的地址和门童的所在，并解释了不方便见他的原因，我是真诚而守信的，后来，回到多伦多又和他通话，并发了电子邮件，但至今他也没得到书作，他说他去了，但没有如愿，也许我的临时电话被监听了，“书法”被特务们误解为“炸弹”，它到了不该到的某人手里，既使是恨我的家伙，也可能热衷于收藏；也许是酒店的人贪污了，也许是谁拿错了，也许还有更多的“也许”，反正很对不起武宜三先生，我至今还欠着他的人情。我希望有人看到这幅写给他的书作狂草，不论是在某人家中，还是在香港的古董店，一定要通知我，我很想知道它是通过什么人得到的？

略显疲惫的刘达文

这次访港见面应酬最多的人，莫过于《前哨》杂志的社长刘达文，整整16年没有见面，恍如割世，如同我的衰老一样，他也略显疲惫，虽然，较之以前，它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发行量的刊物，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更大的办公室，可贵的资料室，属于自己的海景房，以及休闲时常去的几块“菜地”，他说编务之余，和太太去种菜，出汗排毒，成了养生之道，但从言谈举止中却看出心灵的疲倦和邂怠，如同登上了山峰的人一样，兴奋过后是下山，是打道回府，一切兴趣索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不能细谈更多，我只想说，抓捕香港文人王健民的“寒蝉效应”，正在逐步地放大，虽然，《开放》杂志的老板金钟激流勇退，自有体面的说辞，但假如中共包容和善待批评人士，就不会出现香港文人的大退潮。

据我所知，自从晨钟书局的老板姚文田判刑，《脸谱》和《新维月刊》的老板王健民被抓捕，《明报》高管刘进图被袭击，香港文坛的领军人物，像秋后的蚂蚱，一茬不如一茬，严肃认真的持批评态度的文人鳳毛麟角，剩下的大都成了八卦的，抄袭的，胡编滥造，东抄西摘，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书商，现在，连这样的荒唐可笑的蹩脚文人，也不能包容，真的令世人耻笑，听说，加籍的香港黄尚伟先生也关闭了书店的一个货仓，大概也要回多伦多养老了吧，是的，类似的很多家刊物的老板或书商都想清仓抛卖，而最可能接手的人，可能只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土豪”，而其一但接盘，香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就会转身变脸，过去是“黑脸”，现在必将变“红脸”，这样就造成一种由與论推动的错觉，执政者什么都对，领导人什么都英明，社会不需要改革和进步，那么，溜须拍马的人大行其道，“捧死”和“摔死”的官员就接踵而至了，无疑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因此，我希望保留一些能容纳不同声音的报刊，打压和消灭它很容易，但最终毁灭自己是愚蠢的。

我与刘达文先生一起喝茶，席间都谈及这些情况，多有感慨，16年前，薄熙来不过是渤海岸边一座小城的最高统治者，因其父为京城大佬而权力无限，他一声令下，笔者由香港党媒“老记”变成5年“阶下囚”，又有3年软禁，5年流亡，假如他当年能包容我的不同意见，绝对不会有今日秦城的无期徒刑。早在2011年7月25日，笔者就撰写发表了题为《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一文，请今人自查再读，一定会有新的感受。中国自古有“察见渊鱼者，不祥”之言，我不想总是讲人家不高兴的话，给自己及家人带来麻烦。我希望经常往来香港而一切平安，所以，意犹未尽，应点到为止，但我太爱国家，太爱香港，太希望国泰民安，故还是要说，总之，我深感悲哀的，不仅是香港自由言论空间的缩小，而且是异议人士和办刊人物的无心恋战，他们大都淡漠了使命感，更不敢面对跨界施压的强权，“一国两制”已变味，自由和法治将消失，以后所有的媒体就是“鼓掌”和“欢呼”，读者再也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接下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2016年元旦于美国纽约。

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2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