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6《王健民案成了烫手的山芋》

06-04-2016 2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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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深媒体人士,《脸谱》与《新维月刊》的创办者王健民案,已经开庭了四个月,我原以为他屈从官方的压力,和高瑜,铁流等人一样,讲讲言不由衷的话,也就可以放行了,管他什么理由的,反正认不认罪都是一回事,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冤案,但这次却极不寻常,王健民案至今未判,成了烫手的“山芋”,大概是公检法司的领导意见不统一吧,苦了他及其亲友,他被羁押已经快两年了,此间还史无前例地变更了起诉书,增加和罗列新的罪名,又逼他在区级法院认罪,现在,既不放也不判,到底在等什么呢?谁是此案的最高决策者啊,真的令人一头雾水。

举世皆知的中国文革已过去了50年,回忆1966年,我才10岁,见证了许多因言获罪的人,他们有的判死,有的入狱,有的劳教,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动辄有些人被戴上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被红卫兵游街示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记得有一个叫李清川的长者,他是扳道岔的铁路工人,只因给小孩讲《青春之歌》的爱情故事,就被打成反革命,结果判了死刑,还是公开枪毙的,他死后脑浆子撒了一地,我站在不远处,第一次看到刚死的人,其情景至今不能忘怀。实际上,文革有些东西延续到了今天,中国的确有了一点进步,一个人只因讲几句当官不喜欢的话或发表了文字,还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只是不至于杀头,可见社会的半个世纪的变迁,还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象王健民和莴中校这样的一些文人,就是因为发表言论的问题,而被包装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包括王的太太和岳父,同事与撰稿人,过去罪名叫“反革命份子”,如今改变新的罪名叫“非法经营”。

我想,最可悲的,不仅仅是王健民案本身的荒谬和倒退,而是制造这些类似案子的人,大都与我年龄相仿,皆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他们可能自己或亲友,文革中也曾吃过“文字狱”的苦头,不同的是,过去是人家整他,如今是他整别人,细节都差不太多少,被整时可怜巴巴的,反过来整别人时,疯狂而得意得很,过去我曾讲过,薄家两代人都受难于10年文革浩劫,但一旦大权在握,立即继承文革的传统,更残忍地折磨他人,同样在大连与重庆,大搞冤假错案,他把过去的遭遇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还是缺乏监督的制度使然,个人品行只是一个方面吧。因此,寄希望于某一个官员可能是天真幼稚的幻想。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理解,对我来说,牢狱之灾,使我终于明白了,奉承的话未必对自己有利,而批评者却往往是善意的,我在香港《文汇报》东北办工作时,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小部门的领导,由于总社“天高皇帝远”,我也是骄横的了不得,至今忆想而羞惭,我最信任的人,也是经常吹捧我的同事,他们整天奉承我,等我被捕后,第一个检举揭发我的问题的人,就是他们;而以前与我有矛盾,被我辞退的同事却对我关心有加,还通过我的弟弟转钱资助我,令我获益不少,因此,一个领导人一定要保护和怀柔不同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文人,是国家和人民最好的朋友,凡是打压,抓捕类似《脸谱》和《新维月刊》杂志等媒体记者的官员,都是目光如豆的傻子,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社会各阶层非常复杂,没有敢于找毛病的媒体,全部是虚假的捧场,只能害了当官的,没有不同的杂音,则表明社会已濒临崩溃。

记得前几年,青年作家余杰在一篇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批评我,立即多伦多某媒体人士来找我,表示了义愤填膺的情绪,要我猛烈反击,我当时就乐了,我对他们讲,余杰敢于言辞激烈地批评我,是因为他真心地希望我好,我一定要包容他,把他当成益师良友,去年底我去纽约,要请他出来喝酒,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编辑找他,但不巧他去了台湾,我错过亲耳聆听批评声音的良机,深感遗憾。我讲这些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我没有编造一丝一毫,我看过网上许多批评我的言论,从未反驳过,原因就在此处:批评者是最好的朋友,以言治罪的统治者,不论得志时多么风光,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薄熙来如果能早一点接受我的批评,能有今天的下场吗?因此,类似王健民这样的文人,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条件,出版两本小杂志,刊登一些披露内幕的文章,奉劝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批评一些当官的,有利于政府和人民,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嘛,何必大动干戈呢?

然而,一些身居高位的权势者,吃一百个豆子不知味儿,头脑昏昏然,广东的贪官污吏,抓一个王健民还不过瘾,还要生拉硬扯地组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本来,他岳父和太太就是象征性的合伙人,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不都是这样吗?办杂志就类似开面包店一样。他们找不到同案就拼凑,不在乎株连九族。“非法经营”的罪名感觉太轻,又拼凑出两个,还叫人家在法庭上自证其罪,如今,又迟迟不宣判,我猜测是领导人意见不统一,一些人的血液里流着文革的余毒,对王健民的修理欲罢不能;一些人有点现代理念,感觉再整他也不好意思,两派争吵不休,而又旗鼓相当,于是,就把嫌犯丢在看守所里倍受折磨。这个案件对官方声称的“依法治国”是绝妙的讽刺。

我想,为什么官员如此害怕媒体呢?你抓了一个王健民,泯灭了《脸谱》,《新维月刊》的声音,但别的各种名目的杂志不是照出不误吗?可能有的比他们还要观点强烈而偏激,从治理国家手段来讲,还真不如包容它们更佳。另外,象莴中校这样的记者,就是给王健民编稿打工的,而刘海滨就是供稿的读者,如同笔者一样,他们不会别的技能,就会写写稿,赚点稿费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何罪之有呢?现在,把他们都一起关押了近两年,怎样分别判刑呢?难道押多久判多久吗?不仅他们自身饱尝失去自由之苦,而且家人也跟着倒霉,在港深两地搞得沸沸扬扬的,对香港的稳定有何好处呢,对中国的进步有何好处呢?

我不了解王健民另外一些同案的情况,也不好过多地评论,但可以肯定是,这些羁押过看守所的文人,出来之后对国家,对政府,对自己及他人的观点都会与过去不同,现在类似的人越来越多,而王歧山打老虎,又不断得罪更多利益集团的官员,没有争取腐败分子的敌人,却伤了进步知识份子的心,使自身陷入极度危险之中,这一点笔者在《王歧山打老虎,注意点策略》一文,有比较早的善意提示,但似乎被忽略了,以后形势的发展可能会证明我是对的,总之,我认为王健民案是官员自我埋葬的愚蠢之举,以前我讲过,深圳公安在2014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拘捕王健民,就是故意伤害他的三个小孩,这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与恶行,它表明,文革正在死灰覆燃,阶级斗争的思维渗透了一些权势者的血液,当官的人,为何要一代代地折磨自己的人民,践踏属于未来的孩子,一点记性也没有呢?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长大了,就像今天笔者这样,回忆新的一场文革运动,再审判一些类似“四人帮”的人,可能制造王健民案的人,又要成为“周永康”了,然后,再来几次循还吗?

2016年4月5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4月5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