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关注“爱心妈妈”的命运，有报道说，河南省兰考县一处弃婴收养所未知原因的火灾，夺去7个孩子的生命。有人说，户主袁厉害作为监护人，难辞其咎；还有人说，她应该被判刑7年。我看县长，书记都应当判刑，而且越重越好，因为他们愧对焦裕禄，都是典型的“冷血贪官”，唯有袁厉害不应当入狱，当地官员说她是“违法收养”，后改口“私自收养”，这等于说，他们是“依法不收养”，这不是黑白颠倒吗？官员的不作为造成弃婴太多，无人收养，“爱心妈妈”是雪中送炭啊，全县没有一家儿童福利院，财税大楼建设花了多达2000万，却不资助“爱心妈妈”，由于设备落后，人手不够，才不幸发生了火灾，难道不应当首先追究地方官的责任吗？

一场大火烧出了兰考官场的真相，对上级，这些官员都是冠冕堂皇，口口声声“三个代表”，对人民都是冷漠自私不作为或胡作非为，据著名民企老板曹天披露，他们的级别比一般的县城要高半格，但他们的人品极差，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主要是他们的官职来自上级的任命，而不是民选，假如兰考县一人一票海选，袁厉害有爱心，选票肯定比县长要多，但如何变革目前的干部体制呢？我不否认，有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太少了，也不可靠。拿这次火灾来说，事后兰考县民政局长一点也不惭愧，杨佩民说，按照收养法的规定，袁厉害不具备收养资格。然而，她“非法收养”的事情已经做了26年。从1986年迄今，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前摆摊的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请问，政府合法“不作为”了26年，她“非法收养”了26年，官员喊口号学习焦裕禄也持续了26年，那么，还要民政局干嘛？国家26年来的相关拨款哪里去啦？

报道说，兰考没有福利院，“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不是唯一的羁绊。根据公开报道，兰考县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说：“(福利院)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列。”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冷血官员的真实想法，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地皮，更不是没有人力，是因为地方官不把此福利当大事办，首先，当官的家庭丰衣足食，医疗保障也好，大人孩子都具备健康的条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残疾儿，出了也有地方治疗和保养，这就是说，有没有儿童福利院与其当不当官没关系；其次，上级官员考核下级，不看福利院，只看桑拿洗浴，歌舞厅和电影院，也去大款家走走，说是视察民企，实则拉关系，赚点钱，总之，一是美女，二是金钱，这两条送上去了，就把考核自己的上级官员的嘴堵上了，什么儿童福利院，地方官才不管呢。

从毕节的垃圾箱窒息5名流浪儿，到兰考大火烧死7个残疾儿童，从山西连续发生的两起官员事故瞒报，到兰州的书生陈明福街头卖艺被逐，读者看到的，不是法律法规的缺失，而是地方官的不作为和胡作非为，其实，早在1999年，民政部出台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就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需要，制定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并明确，“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但是，地方官员按照条文办事了吗？中国目前的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是仅仅颁布一些法律法规，而是要找到一条制约和监督官员的可靠办法。现在，不用说违规，就是违背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难道《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被“强奸”，不是公然践踏《宪法》的有关条文吗？可是，谁能追究宣传部长的责任？

拿兰考火灾烧死孩子来说，象袁厉害这样的“爱心妈妈”，是人世间大爱无疆的楷模，是活着的“焦裕禄”啊，她在无私地帮助政府做事，默默地苦干了多少年，温暖了多少失去母爱的孩子的心。那些禽兽不如的男女，快乐地媾合之后就把孩子抛弃了，试想，连妈妈都不要他们的苦孩子，却被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小商贩喂养，一口水，一口饭的，洗屎擦尿的，不容易啊，这样的大好人，为什么当不上县儿童福利院长，为什么不可以当民政局长？难道国家每年收税拨款给民政局，就是养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冷血的贪官吗？难道每年民企国企上缴数额巨大的税款，就是让地方官吃喝玩乐，漠视“爱心妈妈”的故事吗？

事发后，我在电视上反复收看了兰考地方官的嘴脸，没从他们眼睛里看出一丝一毫的悲伤和悔恨，还振振有词地指责“爱心妈妈”是私自收养，以撇清责任，竟还有法学专家预称“爱心妈妈”应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些混蛋逻辑，充塞着官媒，误导着屁民，使这个社会缺少最起码的人的感情，虎毒还不食子呢？为什么小小的兰考有那么多弃婴，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残障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类似杨局长那样的禽兽不如的贪官，庸官？真的发人深省。想一想堂堂的国家民政部对《人民日报》记者的10几次电话采访，不予理睬，读者就找到答案了。

毫无疑问，十八大之后，习李的举动都给政坛和社会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习八条”真有点复兴焦裕禄事迹的味道，但下边的各级官员执行吗？连退位的江泽民都另搞一套呢。习近平刚推出依宪法执政，《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就变味了，一个小小的宣传部长敢于“强奸”一张大报，正如一个小小的民政局长敢于把法规丢在脑后，渎职犯罪还狡猾抵赖，这一系列故事都说明不光民政领域，在中国所有的地方，要让各级官员切实执行“习八条”，还需要制度创新，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走不稳，走不好，社会一旦裂变，连慢走的机会也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兰考“爱心妈妈”事件是一次严厉的警示。

据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草根慈善被认为是“政府空当”下的有力补充。在全国的范围内，袁厉害并非个案，河北的“爱心妈妈”王小芬28年收养30余名弃婴；山西的“爱心妈妈”杨云仙收养残障孤儿40余名。这就是说，假如没有兰考这场大火，真相永远掩埋，“冷血贪官”向上级打得报告，肯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骂他们“禽兽”不如，一点也不过份，禽兽会说谎吗？假如判献爱心，讲真话的袁厉害有罪，“公众会担心，单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只能使庞大的社会福利事业更加没有爱心人士支持。”因此，严惩“冷血贪官”，善待“爱心妈妈”应成为处理本次公共事件的原则，而且，中共绕不开政改，必须要用制度，而不是“焦裕禄式”的榜样和说教，去制约官员为人民服务。这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