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已有23起重大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有的经媒体报道，人们知情较多；有的低调得很，几乎无人知道更多的细节，但不论如何，纠正总比不纠正要好一点，首先，应当肯定这是10年“政法王”周永康落马前后出现的新气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没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追究，比如，张家叔侄奸杀案的编造者，浙江“女神探”聂海芬至今毫毛未损，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杀人案，还刚刚启动错案责任人的追究机制，八字没有一撇呢，这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办假案快，纠正不易，追责更难，这是为什么？

毫无疑问，应当严厉质问公检法，但办案人员可以这样回答：上级领导叫这么办的，比如，每一个地区都有政法委，基层办案时是层层汇报的，公安刑警大队上报支队，支队报局领导，局长报当地政法委，以至副市长，书记，等等，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即，小组办案，集体研究，领导审批，假如政法委书记或市里主要领导，人品比较好，就问题不大；假如象薄熙来那么霸道和枉法，麻烦就来了。在周永康当政的10年里，下面各省市，地区，乡镇村的“小政法王”多如牛毛，制造的冤假错案五花八门，堆积如山，访民，冤民海潮般涌向京城，如今全部纠正不仅需有时间，而且要抓住要害，依我看，就是要研究如何追究办案的责任人。

但实际上，领导通过电话，会议，批条子，私下约谈，未必留下字据，一旦形成冤假错案，大家可以互相推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比如，当年在大连，薄熙来想抓谁，一个电话给他任命的政法委书记成城或秘书车辉，他们召集“三长会议”，即公安局长或安全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统一思想就行了，立即，薄熙来厌恶的人，随便“神马”罪名，薄及其死党不在乎，编一个既可，他们进了监狱，然后在看守所和监狱，再有安全局的“特务”设下眼线，继续监视和改造薄不喜欢的人，因此，制造了数十起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比较，知名的有律师陈德惠案，“天天渔港”张家兄弟案，刘晓滨案，高姿案，张成家案，韩晓光案，等等，但至今无一例真正平反，只有陈德惠案纠正了，但真相隐藏着，至今秘而不宣，更别说追究责任人了。

这就出现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是谁制造了冤假错案？浙江省的张家叔侄案办错了，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真凶再现，没有正直的检察官张飙力推，没有中南海政局大的人事变动，是不会得到平反的，但参与此案的“公安神探”安全着陆了，如何解释呢？一个身穿警服的漂亮女人，能在破案前后编织那么灿烂的光环，指挥和调动那么多公检法的“爷们”围着她转，捅出这么大的漏子，至今连道歉的声音都没听说，说明浙江省的官场不正常，浙江省的公检法烂到一种“神马”程度。烂到一种男人趴在地下，舔女人的鞋跟的可怜地步。

也许基层的办案民警是这样解释的：当时办案都按正常组织程序上报了，真凶是谁，上面有人同意定的，查我们的责任，但我们是服从上级的，为什么不抓住领导的把柄，单整我们小人物，这样一问，可能调查人员就断电了。再以大连为例：薄熙来当年一言九鼎，他下令成城或车辉抓人，他们不敢也不能不顺从，假如有二心，轻则不用，重则判刑，而手中大权在握的薄熙来，抓一个人比抓一只鸡还容易，抓鸡挣扎要掉毛，而薄是抓前是把毛都剃了，叫你无声无息，但是，仔细想来，既便如此，也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参与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虽然，办案人有压力，有苦衷，但也要严惩，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下，减少冤案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当一个冤案形成并发现，就应当一个不留地重判责任人，这样形成一种震慑模式：不论时任领导多么风光强势，总有由盛而衰的时候，那么，下级就要有点记性，不要随风倒，要讲原则和良知，否则自己必将倒霉。针对中国司法的现状，在《刑法》里增加“谁制造冤案，谁将同样惩处”的明确条款更好，那么，就比较公平。

如此观之，对聂海芬这样的“神贪”，一定要重判，象这样因有罪推定，徇私枉法的典型案件制造者，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影响极坏，应至少处以死缓；而造成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死的冯局，应判死刑，立即执行，并且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叫大家都知道，这样一来，若干年后再出现某一个强势官员徇私枉法瞎指挥，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时，前车之鉴，记忆犹新，办案人员就不敢盲从，这样一来，就在人事上做到釜底抽薪，永绝后患，也就是说，有乱法的强势领导，但下面没支腿的群众，冤假错案就办不成了，但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目前授权给政法委的办案制度有问题，它是关键的症结所在。

除了体制之外，还有一种没有道理的担心，也影响检察人员追究办案人责任的决心，从佘祥林案可以看出，一旦要调查公安人员总会出事，据说当时也想查，有人畏罪自杀了，其他同事愤愤不平，影响了工作积极性，而中国由于冤案积累，民情激愤，要稳定必得靠公安，而公安局不象商场，它是独家经营的，因此，能放一码就放吧，时间长了，连冤案受害人都心冷了，一切如旧。实际上，正好相反，对责任人抓得越狠，老百姓越出气，社会越安定，公安的利用价值就越小，象那个自杀的警员死了，就死了吧，要我看他该死，谁叫他不长脑子，或者说头长在腚上，前者是指水平太差，破不了案找替死鬼；后者是指心术不正，有意裁赃陷害，徇私枉法。不论怎样，都不要放他一码。如此观之，23起冤假错案平反，至少应有23个领导人关进大牢，但这23人的名字谁能叫出来？

再拿我所熟悉的大连为例，薄熙来利用原司法部的处级小官成城，为政法委书记，他实际上是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行贿和传递信息，薄熙来在官场内斗时恨谁，立即通过成城花钱打通司法部的关系，然后，名正言顺地把政敌，对立派投进大牢，如果被害人上告，成城已把钱花到了，接受他钱财的京官，已把访民申冤的路彻底地堵死了。因此，成城认为“整人是一种精神享受”，而他快感下的中国在痛苦地嚎叫，如此大鳄，至今安度晚年，是何道理呢？类似这样的大大小小的“薄熙来”和“成城”，遍地都是，一定要发现一个抓一个，重判严惩，才能打掉周永康的社会基础。

象聂海芬和冯局办得这些案子，从发现冤情并决定重审那时开始，为防止责任人自杀或毁灭证据，应当全部把办案人员拘捕，因为既然是“集体办案”，那就是利用公权力的组织犯罪，应一网打尽，然后，再将指挥他们的相关领导拿下，而且，受害人平反之后，不应当由国家赔偿，应当用这些人的薪水理赔，赔不起的罚没和变卖他们的个人财产，叫他们倾家荡产，一定要叫他们长点记性，让全社会知道办冤案的后果是严重的，否则，今天一边平反，一边还会办出新的冤案，政府一方面承认案子办错了，一方面肯定办案人员是出于公心，这如何能根治顽症，以理服人呢？有句话讲得好：有职必有权，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问，但在现有的体制下，问责何人才能落到实处？老百姓还能给官员几次改过的机会？

因此，在我看来，李三仁和尚爱云在控告书中写的好：今天我们提出控告，对象就是1996年“4，9女尸案”的公安侦办人员，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员和呼市中院，自治区高院一审和二审的法官，我们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展开调查，对造成冤案的办案人员及有关责任人，不论调整到哪个岗位，不论在职还是离职，都要问责到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追责情况。其目的非常明确，他们想通过这件事给有关部门敲个警钟，以后办理每一起案件都必须谨慎、认真，合法，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再给个人和社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了。这段受害人家属的言辞是解救社会不稳顽症的一剂良药，它是苦口的，但必须喝下去，否则，再多的警察维持秩序，也无法力挽狂澜。

2015年2月1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2月2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