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

3月17日上午，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我同步收看了风凰网转播的现场实况，如同身临其境，总的看来，不出人们所料，反腐倡廉依然是记者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李克强做为目前中国历届总理中文凭最高的一位官员，确有惊人之语，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令以前的温家宝，朱熔基等黯然失色，但我认为，分析他话语中有关反腐的内容，用理性的筛子沉淀其中的“干货”，或许能窥视他的艰难处境和志在必得的信心，显然，在革命与改革并肩赛跑的关键时刻，历史给中共预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假如李克强不能与习近平联手果断地推进政改，将失去良机，铸成大错。

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李克强承诺要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他说，你谈到理想，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这句话已经清楚地界定了中共选择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改，而是行政体制的小修小补，既使如此，他也承认，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他说，我经常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于是，他表示，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这话当然显示了他的决心，其中的所谓削减三分之一，可以列为“干货”，因为他容易使人们找到考核官员言论落实情况的指标，不过，我要问，还有三分之二的审批权限，也就是说，官员贪腐还有三分之二的空间，想寻租还有较大的市场，怎么办呢？

谁都知道，权利是由官员去行使的，寻租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恶行，管住官员，才能限制权力，现在不是表象的有几多审批权项的问题，而是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制约监督的问题，说白了，经济上的多元化与政治上的一元化矛盾的问题，试问，政治领域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如何制约贪腐呢？假如允许中共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或与其它党派展开透明的竞争，不仅能保证中共不溃败，而且能减少和杜绝贪腐，也利于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看来，李克强还是在中共18大报告的框架里“壮士断腕”，虽然喊得响，但甩开膀子干很难，用左手断右手谈何容易？他至多在其任职时，以身作则，带动一班人比较廉洁，再抓一些贪官，缓解一下社会矛盾而已，恐怕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各级官员的寻租行为。

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时，李克强又一次强调了新一届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他说，腐败和我们政府的信誉应该说水火不容，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这里我也想表个态。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我们愿意接受全社会、接受媒体的监督。

毫无疑问，从李克强本人从政经历看，他是廉洁奉公的，较之温家宝，他没有那么多有关家人贪腐的无法查清的丑闻，我不知道他在河南任职的实情，但由辽宁官场提供的信息看，他可以称为“做人先正己”的楷模，我也深信他所说的“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古训是真诚的，不过，做为中国航程的领舵者之一，光自身正远远不够，因为如此大业，需要集体的合力和各级官员的自律，如果仅仅洁身自好，就是一个令百姓失望的总理。

其实，李克强既是才华横溢的博士，也是吃过苦，饱经风霜的“知青”，他心知肚明腐败的根源所在，只是身在官场体制之内而不能自拔，所以，他说，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但他没具体讲什么机制，比如，世界上风行的阳光法案，老百姓期盼了很久，但迟迟不出台，2010年我就发表了题为《公布官员财产应从政治局做起》一文，但没什么响应。当然，李克强，习近平，俞正声等廉洁官员不怕公布，但其他人同意吗？既便政治局统一了思想，他所代表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或各省市自治区的封疆大吏会赞成吗？因此，还得走内斗反腐的老路，故此，李克强说，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惩，绝不手软。更重要的是，要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使人民能够更为充分和有效地进行监督，这也是把权力涂上防腐剂，只能为公，不能私用。

也许李克强自身也感到无奈，才做了一个具体的承诺，这一点应视为“干货”，他说，我们还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前一段我收到财政报告，1—2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这里我们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我想，李克强应当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约法三章吧，第一，盖了楼堂馆所，变通一下欺骗上级，就很容易蒙混过关，举例来说，90年代中期，薄熙来指示市政府投资建设了大连星海会展中心，老干部告状，朱熔基批示查办，但薄熙来强令大光地产公司的香港商人林某造假，以港方名义与中方合作，出具假合同，假报表，这样一来，就使这家典型的楼堂馆所变成了中外合资的招商项目，轻易而举地把朱熔基骗了，类似薄的官员比比皆是，李克强能斗过狡猾的下级吗？第二，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增不减，下面增了少报不就行了吗？反正统计局领导由地方官员任命管理，数字是小姑娘，可以巧妆打扮啊。第三，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那么，下级官员搞一些假发票找企业报销就足以应付，李克强再精力充沛，既使三头六臂也斗不过地方官的“地道战”。所以，这三条形同虚设，不如出台一条：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所有官员每年应将个人财产情况刊登在同级媒体上，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样一样，就挽救了无数的贪官及家人，也免除了内斗受苦之忧。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把这一点利弊讲清楚了，就能说服下级广大官员。试问，假如90年代初，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时，就在《大连日报》公布个人财产，并从善如流，能有今天可悲的下场吗？

由此，已经看出，以李为首的新一届政府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反腐靠两点，一是“内斗”，二是“榜样引导”，前者不论抓多少老虎，苍蝇，老百姓也不尽信服，总认为有不公平的派别暗斗色彩，也会有一些冤假错案；后者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效果不大，比如，习近平出访轻车简从，不公款吃喝讲派场，讲享乐，近期中国各级官员有所收敛，连茅台酒热销都降温了，这当然应当肯定，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只能使贪腐手段更狡猾，“裸官”更多，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更多而已。

总之，比对朱熔基和温家宝两人的誓言，李克强反腐的“干货”不多，想当初，铁面无私的老朱声称准备了一百口棺材，给贪官留着，但结果如何呢，有的贪官进了棺材，有的跑到了海外，老朱自身廉洁，对其也望洋兴叹；温家宝声称起诉美国《纽约时报》，但雷声大雨点小。家人贪不贪，也是雾里看花，不明不白的，“退隐林泉”成了笑料；李克强以神态动作尽显破釜沉舟的决心，但腐败这一亡党亡国的利剑还是高悬头顶，不能力除，不知道五年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也许一切依然如故，也许真的没有了“也许”。

2013年3月18日于多伦多大瀑布。

纵览中国网站3月18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