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4日，是我在澳大利亚10日逗留的最后一天，在悉尼歌剧院楼前，面对风景如画的港湾，我开玩笑地对太太说，难怪曾庆红的儿子选择这里买房子，悉尼是我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城市。次日早晨由酒店驱车前往机场时，我巧遇一位懂中文的出租车司机，他来自中国天津，“六四”前留学墨尔本，后来移居悉尼，他一方面严厉地抨击某宗教团体攻击中国政府的行为，一方面滔滔不绝地描述曾庆红儿子在悉尼奢华生活的故事，貌似公正，还信誓旦但地说，他亲眼见过曾的儿子“曾维”，如何如何，当时我真的相信了，但今天财新网的一篇报道却令我震惊，显然，购房的“曾维”未必是曾庆红的儿子。

多年来，世界與论出现了两极现象，中国的官媒把正在台上的官员塑造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而一旦东窗事发，又暴露出贪腐本质，一无是处；而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和渲染中共高官的贪腐，仿佛越是严重，越是离奇，越有卖点。有趣的是，有些报道最初被指责为谣言，后被证实；有些文章很吸引眼球，但后来被证实是谎言。显然，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说，曾庆红是廉洁无私的领导干部，但可以足证这位大亨叫“曾维”，他与其无关，那么，是否还有一个英文叫“Arthur”，中文叫曾维，老婆叫蒋梅的人，他与被捕的不是一个人，而那个人才是曾庆红的亲儿子？如果媒体有关悉尼73-75 Wolseley Road point piper nsw 2027,Australia的豪宅拥有者，与上述的“曾维”是一个人，那么，是谁把悉尼歌剧院不远处的半山豪宅与曾庆红捆绑在一起的呢，是没有恶意的误解，还是别有用心的陷害，其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以讹传讹，很是被耍了一把呢？如今，最早报道这一豪宅的媒体记者应当出面声明。

1月28日，财经网的报道说，内地的地产富豪曾伟，稍早前在美国塞班岛入境时遭扣押。一名接近曾伟的可靠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曾伟是1月21日在塞班岛入境时被扣押的，他的妻子杨蓉蓉也在场。“当时曾伟使用了假名字和假护照。”上述消息人士说到。现年51岁的曾伟，早前遭到香港廉政公署通缉。2010年10月7日，曾伟被控行贿等四项罪名，后弃保潜逃回内地，香港法庭通缉其归案。财新网记者从另一位消息人士处获悉，美国塞班岛检察官办公室已证实扣押曾伟一事，正与香港方面商讨引渡事宜。廉政公署在1月24日回复财新记者查询时指出，“根据一贯政策，廉署一般不会评论个别案件。”

我想，尽管廉署没有更多的信息提供，已经提醒人们质疑一个基本的事实：购房的“曾维”到底是不是曾庆红的儿子，也就是说，流传甚广的有关曾的儿子曾维，在澳洲花3240万澳元购置豪宅，并用500万翻新的文字，迷惑了许多人，或许是一个编造的令中国老百姓愤怒的谎言，假如今天没有这一新的报道，包括我和上述那位司机在内的人，都还蒙在鼓里，坚信不疑呢，这说明了，在言论自由的世界里，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既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最好的办法是仔细地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半真半假的，对于一时不能足证的东西，先放一放，故且听之。

近期有关中共原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的报道，流传出很多内幕，虽然官媒还没正式公布，但海外已炒得沸沸扬扬的，以致香港地摊上的纸媒赚了一笔大钱，自从薄熙来事发以来，党内两派有关贪腐的所谓“深喉报道”连篇累牍涌出，较典型的是《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有关温家宝的贪腐文字，近期还有国际记者调查联盟(ICIJ)的所谓爆炸性的有关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信息，我的英文太差，没有读过这些文章的原文，除了薄熙来，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些人的亲友，不好评价，但基于曾维事件的教训，还是建议新闻界的同行要慎重，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如今习，李，王强力反贪之时，有人抛出这一猛料。它是真的吗？它来自何人，其目的何在？

德国之声报道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一份机密报告，披露中国权贵拥有海外资产。参与该项目调查活动的《南德意志报》记者吉森(Christoph Giesen)接受德国之声访问，谈及“离岸解密”的调查过程，他说，联盟(ICIJ)在两年前收到一个260GB的移动硬盘，里面列出130000个离岸公司持有者,公司注册地点遍及英属维京群岛、萨摩亚、马绍尔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等地。经过分析，他们在2013年4月发表了第一波报道，内容涉及德、美、俄、法和英等国人士的离岸公司。一直没有被公开的是有关中国的部分。因为硬盘里的名单上所出现的名字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华裔姓名。这些人来自台湾、香港或中国。他们在一年前核对了几个名字，找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名，最后决定要有目的性地分别进行调查。这个工作从去年夏天就展开了。7月底曾聚集在香港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思考如何系统性地分析这些资料。之后的四五个月中我们分工合作进行调查。

我想，毫无疑问，中国近年经济高速发展，官商勾结情况严重，造就了一大批富豪和贪官，有的人在便于逃税的一些岛国设有离岸公司和藏有巨款账户，某些高官可能也涉案，但问题有三个，一是，真的这个组织收到了硬盘数据吗？二是，什么人向他们提供的？三是，正在高调反腐的习近平的亲友等人是否真的在名单上，等等，我们知道，别看什么“国际联盟”，名字叫得好响，不过是一个公司而已，在海外某人随便起个名字，注册一个，只需半天时间，有的类似协会很有权威，有的不足挂齿，比如，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就信誉良好，我这样讲，不是因为它曾授奖给我，而在于他的历史记录，而这个所谓的“联盟”，名不见经传，我是第一次听说，由于太陌生，就有疑问，它能否把这些原始资料给我看看。

上述海外媒体承认，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辨识资料中的人名。与德国或美国名字不同，要辨认中文人名相对困难。资料库中的名字都是用拼音书写，要确认一个姓名是否就是某人，这是他们遭遇的最大难题。如果是较复杂的德文名，他们几乎能立即确定此人的身份，但是核实中文姓名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他们进行了分工，第一阶段先列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政治领导人亲属、富豪、知名巨星等名单，大概想出了1万至2万人。之后再将这些姓名与资料库中的13万人名单核对，最后找出超过35000个中文人名。接下来检查是否出现重复的人名。通过比对护照复印本、生日和地址证实这是要找的对象，而不是同名同姓者。历时大约半年，7月底在香港开会后，他们花了3、4个月的时间密集调查。部分团队人员在欧洲，在华盛顿、纽约、香港或台湾也有人负责调查。国际团队中有能够说读写中文的人，也有熟悉离岸公司作业方式的经济专家。

我想，这些人恐怕没几人真正地，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内情，并非懂中文，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有关人名故事。以前，我读过许多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他们能流利地使用双语，就迷惑了东西方读者，仿佛他们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2009年移居加拿大之后，我亲自拜访了一些名家，有点失望，比如，在美国，我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某面谈，他热情地请我吃饭，他说，要准备介绍我认识何某，显然，他没有在《纵览中国》上看到我写的有关何某的文章，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深圳，我就以香港《文汇报》记者的名义采访过她，她的电话号码是刘达文告诉我的，由于黎某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人家又是热情款待我的主人，我不敢讲这些，只是笑了笑，真的心里很苦，因为在我的想象里，中国问题专家，应当是有直读中文网站的阅历的，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章家敦预测“中国即将崩溃”，但中国还在稳定而快速地发展。至于另一些人最初对薄熙来案的预测，跌碎了一大筐镜片，就更成笑料了，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一些权威媒体发言，等等。这说明我的建议有点道理，“记者联盟”如果能找到体制内出来的老记参与上述工作，可能较好，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不请何某等一大批国内出来的老记帮忙呢？这里有什么猫腻呢？人们仔细想一想，《纽约时报》在薄王乱法的年代的尴尬表现，就知道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它发表的洋洋万言的有关温家宝家族贪腐的信息了。我真的不了解温，但他做为总理在地震来临的危难时刻，毫不畏惧地与患难人民站在一起，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不怕死，应当也不贪财，至于他的家人是否以权谋私，我不敢担保，但主张进一步调查，仅凭曾给薄熙来捧场的《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就认定温总理是伪善的大贪官，我不能接受。

同样的，我也不相信正在高调强力反腐的习近平，王歧山等都是贪官，记得王歧山刚上任时，海外就有媒体刊登一张王歧山在美国的豪宅的照片，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显然，这是无人追究的谎言，假如他们自身贪腐，敢于这样力拔千钧般地“打老虎”吗，要知道薄熙来是在官场南征北战近30年的高官，其利用职权输送给利益集团各个山头的“大佬”的好处，已筑成一道道安全的“割离带”，胡温联手能把他送进“秦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的一生只做这一件事，就青史留名了。紧随其后的习李王，如果能彻底地清算周永康，不仅揭露他贪腐的丑闻，而且平反他和薄熙来等人制造的冤假错案，就应名垂千古了。所以，我说，对那些“半吊子”中国问题专家们猛料，先不要盲目欢呼，还是小心求证为好。

假如能够足证存在这样一个材料，接下来的问题是提供人是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既使是党内政敌“喂料”，只要是真的，就应当重视，有许多人分析说，是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人故意放的，还以其内容不涉他们自身为由，似乎目光如炬，而我不这么看，如果说是薄周的人马在台上时就预先放在海外的，还有点道理；而近期进行这么大的工程，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风险太大，因为周永康已是“纸老虎”，放出新料，只能增加对立派整治他的力度，何况他犯罪的把柄不少。与媒体错把曾维当成曾庆红的儿子一样，我更相信，这是一些外媒故意渲染和加剧中共官员内斗和国家局势动荡的一种方式，巧妙地漏掉江，曾，周等，是一种离间计，因为只有离岸公司落脚国家的有关部门，才能详尽地掌握这些按银行规定应当严格保密的信息，之所以现在忽然推出，是看到了一个事实，如果习近平继续强力“打老虎”，就能赢得民心，中国就不会崩溃。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以前的判断：西方有些人是真的希望中国变得民主，而有不少人是借口民主而故意制造中国内乱，还的人是散布假消息赚钱谋生，我早就说过，如果不是渐进式的上下互动的发展民主法制，中国动乱之后将是分裂，是人民的大灾难。

这使我油然想起2006年至2009年出狱后，笔者被大连警方软禁3年间的事，有一次召开“大连达沃斯会议”，我户口所在地的日新派出所和市国保的人，突然从家里把我带到派出所，变相拘禁了我4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是总理温家宝来了大连，警察们担心我上访闹事，其实，我对包括温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能平反我的冤案向来不抱奢望，我百思不解的问题是，他们明明知道我安心书法创作，什么事也不参与，为何要大动干戈，后来到了加拿大才醒悟，中共“维稳”已变成了生意，警察们故弄玄虚，兴师动众，欺上瞒下，纯粹是为了钱，有人透露说，管住我不出问题，上级奖励了100万元，也就是说，下级要向上级谎报军情，才能骗钱，把我描述的越黑越有钱赚，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不幸的是，不论什么党什么派，不论国内国外，都有人长着生意脑袋，我不敢说“记者联盟”造假，但我现在敢说，编造散布“曾维是曾庆红儿子”谎言的媒体，也是为了销量，为了名利，这说明人类天性普遍存在的弱点是一样的，别看讲什么民主法制的，有些人为了金钱，什么事都敢干，而杜绝和减少谎言和欺骗的最好办法是走法制之路，中共的领导人与其拒绝发签证给《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如找律师到美国起诉他们，像温家宝家人最初的声明就在行，但后来没告记者就令人生疑，现在，我建议曾庆红去告澳洲的媒体，他一声不吭，是因为“曾维”另有其人呢，还是中共高官不习惯于把自己当普通人看待，这正是真相和谣言混杂的原因，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2014年1月29日草于多伦多。2月7日修改于美国纽约。

香港《前哨》杂志2014年2月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