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则有关王建民被拘捕的消息像重磅炸弹，震惊了海内外，这不仅是因为王建民原是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内地的资深特派员，曾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而且他离职后新创办的港媒《新维月刊》和《脸谱》因常有第一手独家猛料，一直被指责为海外中共党媒，然而不论如何评价，都未必准确，可能没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和喜欢王建民，因为我与他的交往持续了十几年，经历了大事件的狂风暴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弥足珍贵，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王建民是新闻界的君子，其人品和文品都堪称一流，那么，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深圳警方要忽然拘捕王建民，这一切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是昨天才从博讯网上得知上述新闻的，尽管我早就预料到当局要对其下手，但依然感到震惊，在此一周前，我打电话给王建民，问他在哪，他说在深圳的家中，我直言自己的判断和感觉，我说，现在中国是倒春寒，习近平已经向左转，可能会抓你，因为只有你在香港办杂志，却人在两地之间自由行走，许多人嫉妒地盯着你呢，你应当赶快返回香港，但他一点也不相信，他满不在乎地说：那两本刊物有人打理，我只是老板嘛，没事啊，维平，我进一步强调说，我的预言，你别不当回事，当官的与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他听了笑起来。

我想，现在被关进深圳第二看守所的王建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牢头狱霸，以及如狼似虎的酷吏，回想我从尸堆里爬出来练就的一付火眼真睛和直觉奉劝，他一定肠子都悔青了。虽然，他是美籍和名流，又有众多的官场的上层朋友，估计不会挨打受累和遭到刑讯逼供，但热爱自由和性情率真的他，一定想起太太和三个小孩就要流泪，巨大的精神压力正在考验他的意志，也许他该明白了，在外面挥笔描述坐牢的文人，不论多么慷慨激昂，都远比在大墙里度日如年的囚徒要舒服百倍，而且，既便是事实求是，温情细雨地批评官员，也难免被抓捕坐牢的结局。

海外媒体报道说，两名前《亚洲周刊》的编辑呙中校及王健民据报在深圳被捕，罪名是“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或与两人在深圳印刷在港发行的时政月刊《新维月刊》及《脸谱》有关。有评论指出，当局的做法意在打压香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王建民办的两本刊物从未在内地印刷，只是他常年定居在深圳，持美国护照，有时在香港，美国洛杉矶之间来往，比较自由，而近期他和太太曾把一些刊物由香港带入中国大陆，并赠送一些朋友，我猜测可能也有人定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冒犯官方的原因，他的被捕可能与其不自觉地卷入中共上层政治内斗有关。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拘捕他的不是国安局，也不是国保，而是深圳公安局经侦处，而且，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还主动发消息，它周五晚10点半发布新闻称：5月30日，根据群众举报，深圳市公安局查获一宗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案件，抓获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王某某、呙某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均为香港人）。目前，警方已依法对王某某、呙某某等人采取强制措施。该微博并未写明“王某某”及“呙某某”究竟是何许人也，并注明“群众举报”，这与官方拘留美籍的薛蛮子大为不同，这可能显示，抓捕他是深圳地方所为，而且进一步判刑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使用“某某”，是预留了放人的空间。而把抓捕原因归到“群众”身上，是为了忽悠上级，也尽显底气不足。

那么，王建民得罪了何人？或者说下令抓捕他的官员是谁呢？我想一定与江泽民的党羽，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有关，翻开王荣的简历可以看出，他的仕途一直缠绵在江苏南京，苏州，这些地方都是江泽民和周永康的老巢，当江泽民的权势走弱的时候，或者国内外形势比较宽松和平静之时，中共的领导人会留一点空间给王建民这样的记者，以显示大度和宽容，所以，他的比较专业化的政论时事杂志，就有一定的生存余地，加上近年内地求读的人很多，经济上有些收入，也鼓舞了文人，王建民创办的刊物就风生水起，但情况一旦猝变，他就深陷极度危险之中，别说王荣这么大的官，那怕一个村长，镇长，下令派出所长抓捕一两个人都易如反掌。

我看到海外媒体有报道说，王建民曾是江派在海外的代言人，此言彻底地错了，这说明他们不了解他，实际上，王建民是职业道德良好的独立媒体人士，他什么派也不是，他是“书生派”，只想办一个與论信息平台，一方面给文友提供写作的阵地，传播民主法制理念；一方面卖点书刊，赚点小钱，养家糊口，如此而已，而且，在稿酬方面，他从来不亏待文友，既坚守承诺，又一丝不苟，2007年笔者获释后曾去深圳拜访他，多年不见，他依然如故，不仅资助我一些生活费，代我支付了住宿费，而且还一分不差地结清了以前的稿酬，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妻子向他求助时提供的，虽然只有几十元，但他记的一清二楚，分毫不差。

就是这样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文友，只因其创办的杂志曾刊登一些上层官场的内幕，而深陷高层权斗的旋涡，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一些人，而他们一直在紧盯王建民，早把他的一举一动记录在案，只待“六四”前的形势变得严峻，中央政治局里的保守派占了上风，江泽民再次露面示强，抓捕他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王荣这样的打手猛然跳出来，下死手把王建民与他的雇员一并关进看守所，仿佛对人们说，别看你第一时间披露了谷开来杀人案，也报道了有关薄熙来，周永康的罪行，在與论上帮了习近平，李克强，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文人往往是被利用的工具，用完了，没用了，就丢弃，只有无尽的权力才是官员最珍惜和崇拜的宝贝。

无疑地，和每一个公民一样，王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他没有犯法，他在香港办刊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积功德的事，他把刊物带到内地，也是满足了中国人的求知欲，何罪之有啊？所谓“非法经营”，是欲加之罪，不论编造的多么巧妙，多么蛊惑人心，我都不相信，都是对他的诬陷，其目的是替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等党内保守派报仇，是进一步打压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的恶行，是中国政局向左转，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独立的标志。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正常出气筒封闭，人民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一迹象已显示出来。

笔者深感痛心的是，2001年，王建民是第一个报道我的“文字狱”的记者，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大连采访我的太太，并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间断地为我呼吁和呐喊，那时，我希望自己的冤案是中国最后一起文字狱，但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不但国家没有多大进步，而且抓捕的文人比比皆是，我反过来，还要写文章，因同样的理由，为王建民鸣不平，这真是一个不能令人容忍的悲剧，由于笔者未完成的《薄熙来传》的部分内容是在王建民办的杂志上首发的，此前从未向任何媒体投稿，那时薄熙来还在事业顶峰，故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我还给他写了包括《王立军的自白》，《薄熙来政变记》等在内的大量文章，故我有证据相信，深圳警方针对他的政治迫害，也是对我的恐吓和警告，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希望王建民早些获释，我坚信王荣等人不会有好下场。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必将埋葬在社会动乱的怒火里。

2014年6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6月3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