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失地的农民或市民为讨回土地不断上访，鲜有通过法律手段获胜的，我称这种胜利分做两步，第一步是法院的法官敢于公正地判决，倾向于弱势群体；第二步是法院的执行庭敢于行动，不使令人振奋的法律文书成为废纸，但是，由于司法体制落后，僵化的原因，实际生活中，两步均获胜的，至今我还没看到，因此，警民对立和官民对立的群体事件不断，形成社会动荡的巨大隐患，如何解决“透过法律途径捍卫权益，但真正获胜案件少之又少”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据悉，郑州市中级法院2016年1月21日，向洛阳市失地农民李红卫，送达了行政判决书，裁定河南省政府征地违法，同时撤销省政府针对李红卫的行政复议决定。其实，早在李红卫的征地案获得胜诉之前大约一星期，同样是洛阳市的拆迁户王继红，也通过法律程序在一审和二审中获得胜诉，而且同样是委托公民代理人。来自山东的公民代理人倪文华对记者表示，透过法律程序维权的案件很多，反映出访民明白要用法律捍卫权益的重要，不过当中能获得胜诉的却非常少。

首先，应当肯定河南省郑州市中院一些法官的勇气，由于在现有的司法框架里，法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财务关系，都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下，也就是在官员的“如来佛”手里，能够站在无职无权的失地人一边，秉公执法，这不仅需要巨大的胆量，而且要自我廉洁清白，否则，受到挑战的上级官员，会以反贪为借口而施以打击报复，而且，一般判案都有一个“小团队”合议庭，大家既团结，又敢为，志同道合，还清一色地屁股上没屎，绝对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判弱势群体胜诉，不会使法官得到升迁，提拔，也不会收到钱物，只能招来贪官的忌恨，简言之，这是法制领域仅有的一丝“亮点”，应当予以嘉奖。

但接下来的新问题是，纸面上获得胜利了，但官员人脉关系广，权势不受制约，胆子又大，就是不执行，不理睬，怎么办？特别是一些官员因为搞得是团体的利益，比如，上述这起案子则是省政府征地违法，那么省长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假如他和省委书记有矛盾，还好一点，可能书记也站在法院一边，不管他出于公心还是内斗，反正对失地的弱者有好处，就应当赞美它的意义；但假如他们是一伙的，或省委书记是一个“软包蛋”，这就麻烦了，我不知道这起案子背后的官场较量情况，但据报道，至少有两个大同小异的案子，结果很不乐观。

据《维权网》消息，2013年12月，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在没有咨询和出示有效法律文件的情况下，疯狂地进行征地行为，而且还编制了农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等，呈报洛阳市政府审查，其同意后报上级河南省政府批准，一路为自己开绿灯。由于向省政府申请复议被拒，失地农民李红卫便于2015年7月30日，向郑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另一位河南省信阳市拆迁户郭继红，因上访引发一系列的打压事件，家属因此而失业，于是她们也诉诸于法律。在一审和二审都获得劳动仲裁胜诉，可是法院却迟迟不执行。

这就牵扯到司法体制和法院内部结构的问题，中国法院是两审终审制，重大案件一般要通过审判委员会，像上述这两个案子，可能合议庭就能决定，不一定经过这个委员会投票表决，从纸面的结果推论，庭长可能是正派人，但是，等判完了，能否执行，还要分两步，一是执行庭的领导是否与前面的法官一样好，二是有无得到法院主要领导或审委会的认可，由于法院当中的贪官和胆小怕事的人，一般要占多数，故这个文书被束之高阁，成了印刷得整齐的一张废纸，就不奇怪了，近年来，这类的故事不少。

因此，据报道，郭继红对记者说，以她的案件来说，当她在获得胜诉那一刻，的确感受到大陆司法体系的一些公正，严明，不过，随后日复一日的拖延处理，再次让她失望，更认为法律只是为了“走过场”，完全不是帮助老百姓的部门，郭继红说：从2012年一直拖到2013年，判决都是胜诉，但就是不执行，我就特别头痛。胜诉以后为什么不执行？我实在不能想明白。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不太了解，但我的事情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打官司，不执行，那不就是白纸一张？

这说明，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不了解法官的情况和难处，更不知道司法体制的积弊，一种是，有的法官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像上述这类案件，说不定刚判完，执行庭的法官就被收买了，省政府的某位大官既使不给法官钱财，只给一个日后提拔和重用的承诺，就会让他们变成“机器人”，不给“电”就不行动；另一种法官是，他本人没具体的物质利益或人事欲望，但就是胆小怕事，试想，先是行政法庭判省政府输了官司，后是叫政府高压下的执行庭法官对抗上级，这能不使小法官如履薄冰吗？我以前接触过很多法官，有人告诉我，法官算啥，就是驴听“喝”的，谁“喝”？谁官大谁下令，叫“喝斥”。

就河南郑州法院来议，这类案子公正解决，至少要有三个人既胆大又清廉才有可能，这三个人是院长，外加两个庭长，可是这些干部谁也离不开现有的司法官僚体制，敢和省政府作对，没听说有这样的院长。也许原本上述判决就是表演，因为上级往往以上访人数多少考核干部，为了耳根子清净和官职提升，玩点“小花样”也说不定，一手公正地“判”，一手不作为，困住访民，就不让你去北京上访，叫你空高兴一场，直到“等”和“靠”，耗尽弱势群体的精力，最终自行消亡，但愿我这是主观想像的“阴谋论”，不靠谱。

不论怎样，访民是有感而发的，据报道，洛阳市访民邢金生表示，李红卫在公民代理人的帮助下得到胜诉，是当地征地、拆迁受害人和维权人士值得鼓舞的喜事。可是，他却认为这类得到胜诉的案件太少了，无法让人感受到法司的公正。邢金生说：整天宣传广播阳光司法，公正审理，但现在这个社会的全国人大，以及司法机关都推诿、不办事。他觉得社会现在都徘徊在这个层面。

其实，全国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更大规模的运动却在上海，像河南省最起码还有一两起弱势群体获胜的案例，可是在“大上海”，这种纸画的烧饼连影子也没有，韩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上海的封疆大吏，权力无限，就是不做为，据报道，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的62位失地农民代表，借着上海现在举行人大会议的东风，联名致函与会的800多名人大代表，要求其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映当地农民会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要求行政部门“有权必有责，侵权必赔偿”，征用农民的宅基地应当予以补偿，动迁房屋也要合理合法的补偿。还要督促法院司法公正，有错必纠，复查他们对嘉定区政府征地违法起诉不予立案的126件行政案，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上海法官嫖娼一包劲，干事却“阳痿”，韩正也装聋作哑。

笔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司法要独立于党派，团体，像河南省郑州市这样的案子，法院执行庭长不作为，就撤职查处；如果省长力阻，就把他抓起来重判，最好与贪腐并在一起杀几个典型，否则，抑制不了有法不依的顽疾；至少，中南海应当把地方法院的人事权和财务权，都集中到北京，有些方面由中纪委直管比较好，巡回法庭要真正地行动起来，否则，再拖下去，国家形势越来越危险，一方面，王歧山打老虎得罪不少地方官，有些身居要职的干部不干事还看热闹，或暗中鼓动闹事；一方面，10年“政法王”周永康等人遗留的冤案，包括动迁案得不到平反和纠正，老百姓深感绝望，这样就把怨愤情绪挤到一起去了，这股力量像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一旦点燃，法院那些废纸就要烧起来，想一想多么可怕，不进行司法改革还等什么啊？

2016年1月26日于多伦多大学。

美国《公民议报》2016年2月1日首发。